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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见本书作者Herfried Münkler：Partisanen der Tradit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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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Olshausen：Das politische Denken der Römer，第510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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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见Pagden：Instruments of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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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对此所做的综合介绍，参见Steinweg：Der gerechte Krieg和Walzer：Just and Unjust Wars；关于美国人的自我认识，参见美国知识分子在阿富汗军事干预之后和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发表的声明：What we are fighting for（我们为何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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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于这一部分及以下部分，可参见Steiniger的综述：Der Vietnamkri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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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即“越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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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对工具性战争和生存性战争的区别，可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Instrumentelle und existentielle Auffassung des Kri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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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从1988年开始，形势越来越明朗，即如果不在军事和经济领域采取大幅度精简减负措施，一方面会造成无法消弭长期以来剑拔弩张的地区冲突，另一方面也不能减轻苏联的国家财政压力。从1990年开始，苏联从第三世界很多地区仓促撤离，而随着国家的解体，它最终彻底放弃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政策。”Simon：Verfall und Untergang des sowjetischen Imperiums，第73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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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参见Schell：Unconquerable World，第63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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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参见Ferguson：Empire，第270～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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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参见Tuchman简述：The March of Fo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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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参见Hahlweg：Guerrila；Heydte：Der moderne Kleinkrieg以及 Kitson：Low Intensity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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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参见Kunisch：Der kleine Krieg，第5～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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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关于20世纪帝国推行的民族驱逐政策，以及在后帝国空间发生的种族大屠杀，参见Naimak：Fires of Hat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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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亚述帝国在提格拉·帕拉萨三世（Tiglatpileser Ⅲ）和萨尔曼纳瑟五世（Salmanasser Ⅴ）在位时期推行的统治政策，主要基于一点：驱逐征服地区的上层阶级出境，从而抽空那里民众的组织和行动能力；关于亚述人摧垮以色列的历史，可以参见Noth：Geschichte Israels，第233页起若干页；古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对犹太地区也推行了类似的政策，参看同一出处，第253页起若干页；同时可参见Hayim Tadmor 的文章，见Ben-Sasson：Geschichte des jüdischen Volkes，第166页起若干页，第191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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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驱逐亚美尼亚人造成的死亡人数，在20万到100万之间；另外，从19世纪晚期开始，亚美尼亚叛乱者一直以各种恐怖袭击和游击战反抗并试图推翻土耳其统治，而对于土耳其政府针对这些叛乱者采取的行动，众说纷纭，分歧很大。参见Matuz：Das Osmanische Reich，第265页，重点介绍了种族灭绝；同时可参考Majoros/Rill：Das Osmanische Reich，第360页。相反，Kreiser/Neumann，第371～377页，更多在当时高加索战事的背景下讨论了颁布于1915年5月的《特西尔法》（或称《驱逐临时法》）关于18世纪以来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帝国中的地位，可参见Jorga：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第5卷，第606～6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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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Noth：Geschichte Israels，第392页起若干页；同时可参见 Hayim Tadmor的文章，见Ben-Sasson：Geschichte des jüdischen Volkes，第364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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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参见Angermann：Die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第313页起，第400页，第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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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文化认同之争与作为毁灭性战争策略的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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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人类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之后，可以说无论结果是胜是败，战争往往都得不偿失。一个被战争蹂躏了的社会要恢复到战前的经济水平，可能要花上数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一规律也同样适用于游击战争。只不过，由于反帝国游击战所发生的地区当时几乎都处于农业经济和社会制度之下，因此战争的中长期代价还不会立刻显现。另外，在那些地方当时还没出现工艺复杂、造价昂贵的工业设备；而且，所幸在当年去殖民化战争中，在街道和田野大面积布雷的做法尚属罕见。这种作战方式，直到 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才在一些国家的内战中被军阀及其他战争方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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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日持久的游击战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社会层面，其次才是经济层面。战争击碎了既有的社会秩序，销蚀了传统的权威，给至少一代人的成长刻上了深深烙印。以反殖民理论闻名的思想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认为，战争和暴力的环境造就自信与自由之人，他们能战胜殖民压迫所带来的屈辱感。但事与愿违的是，这种暴力环境给人留下的心灵创伤会成为重建新社会的阻力，而非动力。[1]那些走出了战争阴影的人，往往都期待为他们所遭受的苦难获得补偿。他们很难让自己面对那横在前方的重建社会之重任，更意识不到开战原本的目的能否达成恰恰取决于他们的重建工作。至于在游击战中打下江山的老兵，始终是重建新社会和安邦固本过程中最大的负累。通常情况下，他们都要求国家资养他们的余生，也往往期待享有比其他社会成员更好的物质待遇。这一切势必导致管理混乱和腐败的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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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下半叶，通过游击战赢得独立的众多国家中，几乎没有一个在世纪之末达成或接近它们在独立之初所设定的目标。所以以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能改善帝国边缘的经济状况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予以反驳。虽然说游击战中民众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强大精神力量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技术和军事组织上的不足，增加了对手，即帝国强权的统治成本，最终迫使其知难而退；然而接踵而至的往往是战争对本国社会 深入骨髓的自我戕害。程度之烈，以至于在战争结束几十年后，解放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依然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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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上述总结难免有种事后诸葛亮的味道。处在那个时代的反帝国行为体没法跳出“此山”之囿，识得“庐山真面”。恰恰相反，受他们所崇奉的革命理论之影响，他们坚信自己所领导的民族抗争、游击战以及战争中的全民政治动员，都将直接推动社会现代化和经济崛起。但这只是他们自己的一厢情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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