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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犹太起义军当中，大家各怀不同的动机，或出于权力政治目的，或为宗教认同。但不管怎样，在起义之初，当弱小的犹太人游击队对抗强大的塞琉古王朝的军队，如蚍蜉撼树，胜算微乎其微。支撑众人奋不顾身、举起义旗的，毫无疑问主要是宗教认同。然而起义军后来走向分裂，散成两派：一边是温和派，只要塞琉古恢复耶路撒冷犹太教会自治权，不再插手大祭司的人选问题，即得偿所愿。另一边是激进派，他们的野心在于改天换地，为建成“神的国”铺平道路。最终他们在巴勒斯坦建成了一个大致独立的犹太人王国——哈斯蒙尼王朝（Hasmonäer）。这个王国的建立，还得益于塞琉古国内长达数十年之久的王位之争，它与罗马在近东地区的冲突也让其国力大折。这一切都让犹太人坐收渔人之利。当然，当时向东入侵的罗马人尚没有能力对整个塞琉古地区实行直接的政治控制。于是在这片“后帝国空间”里，哈斯蒙尼王朝竟见缝插针地存活了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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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犹太人正是凭借奋不顾身、舍生取义的决心和意志，缔造了哈斯蒙尼王朝。诚然，当时有利的客观政治环境帮了他们大忙，但那并不能解释他们何以产生如此强大的精神力量。显然，在此过程中，植根于族群内部的宗教认同之推动力发挥了远胜于政治的作用。而对于那些一心只为捍卫宗教认同而挺身反抗的犹太人来说，50年斗争最终所修成的正果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期。战争始于捍卫传统，然后很快走向极端化，最终演变为原教旨主义式的斗争。他们之所以明知胜算无几，却偏不肯草草放弃，也跟当时流传的“末世预言”不无关联。在《圣经》的“但以理书”里载有四大帝国及其末日来临的预言，这个传说恰恰诞生在马加比人起义的时代[10]。[11]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马加比一书、二书》（das 1. und 2. Makkabäerbuch）。一书以史学家的细节还原了整个起义的经过，二书则对事件来龙去脉做了总结和梳理。两书都浸透了一种宗教和文化上的“反帝国主义”思想，批驳了在王朝四境之内对礼和法的一统化做法。希腊化世界主义在他们眼里无异于世界专制主义，应当群起而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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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加比两书对起义事件的叙述，突出了其中的宗教认同问题，而不去深究冲突中的政治因素。塞琉古在文化领域的渗透和控制，让犹太人的逆反情绪日益高涨。最后，它在耶路撒冷兴建希腊式大竞技场，彻底点燃了犹太人的怒火，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那与神庙仅仅一墙之隔的竞技场里，竞技者赤身裸体，这一景象深深刺痛、激怒了虔诚的犹太人。尤有甚者，希腊式竞技场里供奉着大力神赫拉克勒斯（Herakles）之像，相当于在犹太人的圣城强行输入偶像崇拜，这更是犹太人无法忍受的。马加比一书浓墨重彩地记载了 耶路撒冷和犹太地区异教（非一神教）偶像崇拜，马加比二书则突出了在希腊化的影响下，犹太人的日常生活走向了世俗化。很显然，在犹太人的起义中，贯穿始终的绝不仅仅是对塞琉古无理要求的驳斥，而且还一直伴随着犹太人内部的矛盾冲突。[12]犹太上流阶层与塞琉古王朝政权的串通一气，让马加比起义兼具了内战和反帝国斗争的双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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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完全受经济利益所驱使的资源战争一样，上述这种为捍卫宗教文化认同而揭竿而起的反帝国抗争，总会引发帝国在其边缘地区的军事干预。在起义那一方，政治因素与宗教及文化认同方面的动机交织在一起，大家各怀心思，目标不一。但这却没有如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导致起义者整体力量的内部消耗和削弱。相反，各方集团仍然可以维系在一起，并未在有关何去何从的政治方向争论中分道扬镳，走向决裂。犹太人反抗塞琉古统治的大起义以及马加比两书中对起义事件的记载和阐述，都对我们分析当今世界政局深具历史借鉴意义，这是因为在其中权力政治因素和宗教认同动机已彼此交融。而且两书有关起义事件的叙述，始终都包含着一个判定，即上述两个因素中哪一个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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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在马加比人起义的实例中，观察到的首要一点是塞琉古王朝同时施展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两手。毫无疑问，塞琉古的军事权力和凭借军事之力对耶路撒冷和犹太地区实现占领是起义爆发的重要动机。但更为关键的——至少依马加比二书看来——是希腊化文化的吸引力。正是文化软实力让巴勒斯坦的犹太社群深感他们的宗教认同受到了威胁，于是便拿起了武器奋起反抗。矛头所指的，正是希腊文化的载体及其宣传鼓动家们。另外宗教传统要求无条件认同，而世俗化或启蒙倾向则削弱了它的凝聚力。随着这一矛盾的日益深化，传统主义者变成了原教旨主义者。这些人是在起义之火愈燃愈烈的过程中，才慢慢转变其思想的，有人称之为极端化趋向，实际上恐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当这些人拿起武器抗争的时候，就已经告别了他们传统主义者的身份，成了原教旨主义的真正信徒。他们矢志以求的是恢复犹太人社群，寻回失落的传统价值。为此他们不惜诉诸武力，流血相争。对他们来说这场斗争是一次道德的净化运动，要将那帮叛教变节者从社群中剔除出去。这种道德净化的说法，几乎是所有内战共有的古老主题。不过只有反抗帝国中心，直捣腐化堕落的老巢，才能实现这种道德净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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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这些内容，马加比人起义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伊斯兰恐怖主义之间当然也就没有多少可比性了。无论是逼迫塞琉古占领军撤出耶路撒冷，还是起义军将所有希腊文化支持者赶出犹太地区，包括后来建立哈斯蒙尼王朝，这一切都促使时局走向稳定化，最终那席卷整个近东地区的希腊化进程没有波及耶路撒冷和犹太地区。这些解决方式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当今世界，人员和信息的交流如此之深，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完全孑然一身、独立于世。而文化的全球化进程无形中也提升了帝国中心的软实力，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才流入帝国的中心。反过来，这又增强了帝国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的表现涉及从学术实力到流行文化塑造力的广阔领域。反帝国行为体把软实力的传播说成帝国有意识地对其文化的同化，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恰恰借助这样的诋毁，反帝国行为体在民众中赢得支持，汲取了力量。顺着反帝国行为体的这一思路，我们就不难理解今天的反帝国斗争已经不像早些年那样，是发生在帝国边缘的 一场领土解放之争，它的战场如今已经直接搬到了帝国的中心，而斗争的方式就是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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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和游击战都以暴力为手段，但后者以“肉体消灭”为目的，而前者则以“心理震慑”为指向。不过，这并非两者的唯一区别。它们的差异还在于，游击战在本质上是“防御性的”，[13]而恐怖分子则会随时随地主动出击。此外，游击队离不开当地民众的支持和掩护，国际恐怖主义则不需要也不具备这一条件。恐怖分子依靠支持者的资助，充分利用目标国当地的基础设施之便——包括媒体、都市公共交通系统、民航网络、互联网以及现代都市的匿名性特点等（最后一点尤为重要）。这些基础设施满足了策划实施恐怖袭击的一切所需条件：无论是选择和布置恐怖袭击指挥中心，还是后勤补给，让飞机变身武器，将炸弹伪装成手机等，皆能一一实现。发生在纽约和马德里的恐怖袭击都充分佐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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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型恐怖主义的战略目标究竟何在？先来看传统的恐怖主义，比如19世纪末发生在俄国的恐怖袭击。它打击的对象是沙俄专制政府的领导高层及某些军队要人，恐怖分子们希望通过这种手段，威吓军政精英，同时赢得民众的同情，最终激起群众起义的巨浪狂澜，一举推翻统治政权。也就是说，传统恐怖主义袭击是星星之火，它真正需要引爆的，应是人民大起义。这种手段更适合民族革命运动，在社会革命运动中则成效甚微。相比之下，现代跨国恐怖主义立足于截然不同的战略思想。它们袭击的目标是平民，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牺牲品，仅仅因为这一点，它就无法博取众人的同情。这种恐怖袭击无异于毁灭性战争的现代翻版，恐怖分子试图 通过对对手地盘的肆意破坏来达到目的。在本质上，恐怖分子运用了与当年游牧骑民相似的战略，后者以奇袭之术突入帝国安宁之地，一番烧杀掳掠，留下一片焦土。帝国军队还来不及反应，他们便已逃之夭夭，消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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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毁灭性战争中，兵贵神“速”，而在恐怖主义袭击中，关键在于行动的隐蔽性。这一点首先得益于大都市的匿名性；其次，利用外来人口大量流动的特点得以潜伏其中；最后是高度的机动灵活性。袭击者无须自己动手，现成的交通系统统统任其利用。他们的醉翁之意，不在于蹂躏村庄，破坏城市以至毁灭整个一片地区等“有形”打击。他们把攻击的目标锁定在后英雄主义时代人们那脆弱的心理防线，通过恐怖袭击让人们陷入恐慌和焦虑，打乱他们平静如水的生活，造成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一片混乱，由此造成巨大损失。这一战略之所以奏效，与其说是归功于攻击者之强大，毋宁说是受攻击者极其脆弱的心理帮了大忙。另外，恐怖打击还有另一个效果，即当帝国政权忍无可忍，决计侵入恐怖分子藏身的老巢，它便会立即陷入传统游击战的天罗地网。于是，帝国的非对称优势几乎无用武之地，而反帝国行为体的非对称化的作战创造性则大显神通。一言以蔽之，当恐怖袭击让帝国变得强者不强，那原本的弱者便可摇身一变，成为强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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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20世纪的历史发展，伴随着边缘地区明显的权力增长，这是由于帝国在面对边缘暴动时已愈显疲态，无法全力镇压了。在这样的情势下，鼓吹帝国时代已经终结的论调听上去不无道理。然而事实很快证明，下此结论为时过早。其实帝国时代尚未结束，只是改头换面的帝国秩序又有了新的形式。从前的传统帝国在地面上控制领地，弱点外露、易遭攻击。新帝国抛弃了这种控制方式，控制范围转向更广的领空及外太空。如此一来，帝国既可以选择性干预，也可局部性干预。帝国在政治空间方面所失去的，它又借助科技的发展获得了补偿。与之针锋相对的，是反帝国行为体一方也变换了其对抗的方式，新的跨国恐怖主义代替了从前的传统游击战。传统对称条件下的军备竞赛，慢慢演变为技术革新上的较量以及战略创新上的比拼。因此，今天帝国面临的最大危险不再是来自领土上的威胁，而是其财政上的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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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农在其两部著作Les damnés de la terre和Peau noire，masques blancs中表达了有关在去殖民化进程中暴力疗效的观点；从精神病理学角度论述游击战争，参见Voss：Ich habe keine Stimme mehr，mein ganzes Leben flieht，该作旁征博引，信息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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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游击战在中长期摧毁对手，但也会产生持续的自我戕害。只需对西班牙和普鲁士的反拿破仑战争做一个比较性研究，就可以证实这一点。两国在19世纪初都曾被拿破仑大军制服，并竭力要摆脱法国人的控制。普鲁士的改革可以被理解为针对法国通过大革命建立起来的优势而做出的一种对称重建的努力，而西班牙走的则是一条“非对称化”道路——他们将小规模战争（游击战）发展成为几乎独立的作战形式。两国都在击败拿破仑帝国的斗争中居功至伟。后来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在1814/1815年以后，普鲁士社会进入持续发展期，1848～1849年的革命又使之骤然加速。但是西班牙社会则在整个19世纪中危机不断，权力更迭频繁，越来越跟不上欧洲经济发展的步伐。对此，可参见Bernecker：Spanische Geschichte，第111～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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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这一影响及其后果，可以参见Stieglitz：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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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Die neuen Kriege，特别是第131页起若干页，以及同一作者另一部作品Zur Charakerisierung des neuen Kri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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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Nye：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第8页起若干页。诚然，奈很清楚，软实力受到的政治束缚要远远小于硬实力。参见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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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rmstrong：The Battle for God，对20世纪原教旨主义及其前身有着极为透彻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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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此及随后的论述，可参见Noth：Geschichte Israels，第322～343页，和Stern 的文章，载于Ben-Sasson：Geschichte des jüdischen Volkes，第251～268页，以及Soggin：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Israel and Jud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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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又译作朱迪亚或犹利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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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反抗之所以会产生，宗教及认同问题当然并非唯一主导因素。当时塞琉古王国对埃及托勒密王朝发动的战争支费浩繁，以至于超过了安条克四世伊皮法尼斯的财力。于是他把贪婪的目光投向帝国神庙的珍宝，他妄图将之据为己有以便解决财政上的难题。然而他对耶路撒冷神庙的大肆掠夺激发了犹太人揭竿而起反抗的决心，或至少是增强了他们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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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这里，作者认同“但以理书”写于公元前2世纪塞琉古帝国时代的观点，更多人认为此书成于公元前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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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Mosès：Eros und Gesetz，第111页起若干页；Koch：Das Buch Daniel，特别是第127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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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这场内战实际上涉及一些社会问题，而围绕何为正确生活方式问题而起的宗教及文化层面上的冲突成了激化这些社会问题的催化剂。关于这一点，可参见Menahem Stern的文章，见Ben-Sasson：Geschichte des jüdischen Volkes，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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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卡尔·施米特对游击战的本质进行剖析时，防御性是他总结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参见Schmitt：Theorie des Partisanen，第26页。不过事情并非如施米特预估的那样，是列宁将那些“防御性的、土生土长的家园保卫者”变成了“好斗的世界革命活动家”（同上书，第35页）；事实上，这个转变是在帝国权力从软实力逐渐取代硬实力的背景下才得以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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