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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从1988年开始，形势越来越明朗，即如果不在军事和经济领域采取大幅度精简减负措施，一方面会造成无法消弭长期以来剑拔弩张的地区冲突，另一方面也不能减轻苏联的国家财政压力。从1990年开始，苏联从第三世界很多地区仓促撤离，而随着国家的解体，它最终彻底放弃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政策。”Simon：Verfall und Untergang des sowjetischen Imperiums，第73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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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参见Schell：Unconquerable World，第63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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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参见Ferguson：Empire，第270～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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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参见Tuchman简述：The March of Fo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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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参见Hahlweg：Guerrila；Heydte：Der moderne Kleinkrieg以及 Kitson：Low Intensity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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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参见Kunisch：Der kleine Krieg，第5～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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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关于20世纪帝国推行的民族驱逐政策，以及在后帝国空间发生的种族大屠杀，参见Naimak：Fires of Hat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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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亚述帝国在提格拉·帕拉萨三世（Tiglatpileser Ⅲ）和萨尔曼纳瑟五世（Salmanasser Ⅴ）在位时期推行的统治政策，主要基于一点：驱逐征服地区的上层阶级出境，从而抽空那里民众的组织和行动能力；关于亚述人摧垮以色列的历史，可以参见Noth：Geschichte Israels，第233页起若干页；古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对犹太地区也推行了类似的政策，参看同一出处，第253页起若干页；同时可参见Hayim Tadmor 的文章，见Ben-Sasson：Geschichte des jüdischen Volkes，第166页起若干页，第191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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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驱逐亚美尼亚人造成的死亡人数，在20万到100万之间；另外，从19世纪晚期开始，亚美尼亚叛乱者一直以各种恐怖袭击和游击战反抗并试图推翻土耳其统治，而对于土耳其政府针对这些叛乱者采取的行动，众说纷纭，分歧很大。参见Matuz：Das Osmanische Reich，第265页，重点介绍了种族灭绝；同时可参考Majoros/Rill：Das Osmanische Reich，第360页。相反，Kreiser/Neumann，第371～377页，更多在当时高加索战事的背景下讨论了颁布于1915年5月的《特西尔法》（或称《驱逐临时法》）关于18世纪以来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帝国中的地位，可参见Jorga：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第5卷，第606～6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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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Noth：Geschichte Israels，第392页起若干页；同时可参见 Hayim Tadmor的文章，见Ben-Sasson：Geschichte des jüdischen Volkes，第364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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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参见Angermann：Die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第313页起，第400页，第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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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文化认同之争与作为毁灭性战争策略的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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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人类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之后，可以说无论结果是胜是败，战争往往都得不偿失。一个被战争蹂躏了的社会要恢复到战前的经济水平，可能要花上数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一规律也同样适用于游击战争。只不过，由于反帝国游击战所发生的地区当时几乎都处于农业经济和社会制度之下，因此战争的中长期代价还不会立刻显现。另外，在那些地方当时还没出现工艺复杂、造价昂贵的工业设备；而且，所幸在当年去殖民化战争中，在街道和田野大面积布雷的做法尚属罕见。这种作战方式，直到 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才在一些国家的内战中被军阀及其他战争方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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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日持久的游击战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社会层面，其次才是经济层面。战争击碎了既有的社会秩序，销蚀了传统的权威，给至少一代人的成长刻上了深深烙印。以反殖民理论闻名的思想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认为，战争和暴力的环境造就自信与自由之人，他们能战胜殖民压迫所带来的屈辱感。但事与愿违的是，这种暴力环境给人留下的心灵创伤会成为重建新社会的阻力，而非动力。[1]那些走出了战争阴影的人，往往都期待为他们所遭受的苦难获得补偿。他们很难让自己面对那横在前方的重建社会之重任，更意识不到开战原本的目的能否达成恰恰取决于他们的重建工作。至于在游击战中打下江山的老兵，始终是重建新社会和安邦固本过程中最大的负累。通常情况下，他们都要求国家资养他们的余生，也往往期待享有比其他社会成员更好的物质待遇。这一切势必导致管理混乱和腐败的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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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下半叶，通过游击战赢得独立的众多国家中，几乎没有一个在世纪之末达成或接近它们在独立之初所设定的目标。所以以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能改善帝国边缘的经济状况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予以反驳。虽然说游击战中民众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强大精神力量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技术和军事组织上的不足，增加了对手，即帝国强权的统治成本，最终迫使其知难而退；然而接踵而至的往往是战争对本国社会 深入骨髓的自我戕害。程度之烈，以至于在战争结束几十年后，解放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依然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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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上述总结难免有种事后诸葛亮的味道。处在那个时代的反帝国行为体没法跳出“此山”之囿，识得“庐山真面”。恰恰相反，受他们所崇奉的革命理论之影响，他们坚信自己所领导的民族抗争、游击战以及战争中的全民政治动员，都将直接推动社会现代化和经济崛起。但这只是他们自己的一厢情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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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说来，对于20世纪末的反帝国行为体而言，它们其实有很好的理由远离游击战争。特别是当他们打响解放战争的初衷主要是最终改善冲突地区民众的经济状况，是以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增加社会财富为己任的话，那么对游击战更应弃之如敝屣。只要它们还想投身世界经济发展的洪流，从中分一杯羹，它们就必须再次直面那些仍然掌控世界经济命脉的老牌帝国，同后者达成某种妥协而不是把那些强国对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巨大影响力挡在门外。而如果它们希望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那里获得贷款的话，这种妥协与和解就更显得尤为重要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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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游击战这种反帝国斗争形式充满着矛盾。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一度作为民族解放斗争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何以面临困境了。毕竟社会经济学思想更注重同帝国中心合作而非反抗帝国主义的剥削，所以本身即以社会经济课题为着眼点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论断已经不再适合为那种反帝国战斗指引方向了。事实上，早在苏联解体之前的很多年，族群民族主义 和宗教性文化性的意识形态就已在反帝国斗争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两种意识形态的优点在于它们不以社会经济指数来衡量反帝国斗争的成败，对它们来说关键在于民族文化和宗教的认同感保持不失。对于这种以身份认同为指向的反帝主义，我们无法通过成本效益分析来解释。在马克思主义之后，身份认同反帝主义很快流行。在这一思潮影响之下，战争和暴力逐渐丧失其工具性意义，反倒获得某种生存性意义。也就是说，如今战争和暴力不再仅仅是达致某个特定目标或目的的手段而已，也成为实现自我价值和自我肯定的技术。谁没有这项本领，按它们的思路就注定衰落，至少会丧失掉自己的文化认同。于是，这种反帝国抗争的结果反而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为抗争而抗争。这种转变最为激烈的形式便是新型国际恐怖主义，尤其是自杀式恐怖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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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足世界的边缘，社会经济的变化带来了机遇，也潜伏着风险。在这样的情势下，文明、文化认同在其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回答这个问题，对于认清未来世界的战争形态以及了解威胁帝国中心的恐怖主义将以何种形式出现，都非常关键。简而言之，如果上述这些国家的精英层把经济增长和物质富裕作为奋斗目标，那么它们与帝国中心之间达成妥协或者实现利益平衡尚有可能。反之，如果它们一门心思维护身份认同，竭力使之免受来自帝国中心生活方式的侵蚀和冲击，那么达成妥协、实现利益平衡的希望则极为渺茫。其实，随着经济、信息和媒体的全球化，西方的生活方式早已摆脱了一国一地的樊篱，必然跨越国界，无远弗届。这种生活方式的传播并不直接受政治的左右，它的动力源自经济领域和公民社会。前者表现在，通过西方商品打开新市场，于是西方生活方式随之而来。后者则表现为，引入大众教育的项目以及平权运动。除此以外，在 帝国秩序的边缘地区，总有那么一些举足轻重的集团和群体强烈推崇帝国中心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且希望将它们移植到本土上来。因此在帝国边缘的社会领域里展开的内斗才是反帝国行为体真正抗争的先声，选择怎样的价值观成为这场内斗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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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前常规的内战中，抢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和社会价值之争往往交织在一起，难分难解。但如今我们不妨将帝国边缘地区的各种内战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单纯为争夺特定地区军事控制权的军阀之战。因为那个地区有令他们垂涎的珍贵矿藏或原材料。[4]至于那里的民众价值取向如何，宗教和文化倾向怎样，根本不是这些军阀们关心的话题。他们推行暴政，鱼肉百姓，但对教化民众兴致索然。另一类内战则截然不同。掌控矿产资源以及夺取政治权力退居次要地位，民众的文化认同反而升至首位：包括在生活中恪守先辈之遗习，将宗教价值视为无条件承担之义务，抵制西方享乐主义的蛊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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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种内战类型，帝国中心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大可采取隔岸观火之姿，置身事外。等到内战获胜方试图将他们通过战争夺来的矿产资源资本化，那么他们就会自动加入帝国的经济循环中。于是富足世界孜孜以求且赖以生存的原材料也会源源不断不请自来——无论哪一方赢了内战、掌了权。倘若帝国中心介入这种内战，一般也不是为政治或经济利益所驱使，而通常是因为某个军阀的残忍暴行完全超出了大众 可以容忍的界限，于是非政府组织和媒体联合起来，吁请人道主义干预，以结束暴行。然而在大多数时候，这种干预总是姗姗来迟。特别是在速战速决的希望十分渺茫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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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第二种内战类型，冲突的焦点关乎规范和价值，同样帝国中心也无心介入。所不同的是，从内战冲突双方的角度看，帝国中心其实从一开始就已涉身其中。因为在反抗当地统治政权的起义者眼里，正是帝国中心的支持维系了统治政权的存续和稳定，于是这些抗争者也就自然成了反帝国行为体。他们奋起反抗和坚决抵制的，主要是从帝国中心向边缘扩散的“软实力”。约瑟夫·奈曾经建议美国，若要维系权力，应多借助“软实力”，而非“硬实力”。[5]在上述这种情形中，恐怕他的建议也起不了作用了。事实上，相比硬实力，软实力对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之影响，的确要大得多：硬实力只触及权力关系，而软实力改变的却是认同感。原教旨主义无论其形式如何多变，在本质上对抗的都是来自帝国中心的软实力。这种对抗并非一定要诉诸暴力，但帝国软实力所展现的强大渗透性，不断诱使反抗者将对抗升级为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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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原教旨主义组织为了捍卫其内在价值和社会取向，不惜挑起冲突。[6]他们一旦认定帝国中心就是侵蚀他们倍加珍视的价值体系间接或直接的罪魁祸首，并确信武装斗争才是遏制道德沦丧、礼崩乐坏的不二之选，那么这时候他们便会成为反帝国行为体。这种以宗教和文化认同为指向的反帝国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当时，巴勒斯坦马加比家族（Makkabäer）揭竿而起，反抗塞琉古王朝（Seleukiden）的暴政，这可视作这种反帝国主义的先声。[7]在希腊文明 四处渗透、传播的过程中，它最先为流散异邦的犹太人所接受，随后不久也为耶路撒冷和犹太地区（Judäa）[8]的上流阶层所吸纳，使他们成为希腊化派。然而在那些遵祖制守祖道的犹太群体眼中，希腊化威胁到了他们的文化认同，特别是对于他们严格尊奉的一神论来说，更是无法忍受，于是他们选择反抗。[9]塞琉古国王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IV.）以严厉的手段镇压起义，这激起更多犹太人投入抗争的洪流。而且此后不久，犹太人的斗争转入了游击战。在荒芜的山区里，塞琉古王朝的军队只得散成诸多小股部队，分开作战。这正中犹太人游击队的下怀：战事一拖久，他们便尽占优势。还有一点对起义军也颇为有利，当时的塞琉古已国运式微，还面临腹背受敌之险境：在东面，它遭到安息国（帕提亚）的威胁，在西边，则与扩张中的罗马直接冲撞。而在自己王国的中心，权力斗争此起彼伏；统治层只顾眼前利益，决策时缺乏高瞻远瞩的眼光。在这样的条件下，犹太抗争者负隅顽抗，在政治和军事上终于守住阵脚，最后赢得了政治和宗教自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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