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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于经济全球化基石之上的美帝国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认为，美利坚帝国的形成周期运转如下：全球化制造了“失败国家”，因为经济的发展在这些国家里严重侵蚀了国家“对暴力的垄断”（Gewaltmonopol）[22]；接着军阀们控制了那些矿藏丰富、有利可图的地区；这又进一步引向军事干预和国家构建，以确保全球化在边缘地区继续推进。就这样，一步一步在市场全球化进程中，孕育出一种“干预帝国主义”，确切说是一系列的戡乱战争。[23]而这些战争最终带来的，是一种脆弱的世界统治形式，但并非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最重要的是，美国将不得不更多地诉诸军事手段，而不是依赖经济统合和文明吸引力，也就是说软实力逐渐让位于硬实力了。结果就像从前的英国人那样，美国的周期也将是以一系列 边缘战争和更强的军事干预结束。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靠战争和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已经远远不如19世纪晚期那么有效了。这意味着美帝国将在其有限的手段与无尽的问题之间的失衡中很快败下阵来。而且美国政策的批评者进一步指出，美国之所以走不远，关键的一点是，对决胜21世纪的权力类型，它过于欠缺；而其他意义不大的权力类型，它却拥有太多。用迈克尔·曼的话说，“到头来会发现，美帝国也不过就是军事的巨人，经济上指手画脚的后座司机，政治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意识形态的幽灵”。[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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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发生在边缘的戡乱战争也可理解为帝国过度延伸的一个结果。而主导性强国越是着眼于富足世界的内圈，着力保障富足世界的利益不受来自边缘的威胁，那么这种戡乱战争对它的重要性也就越小。这也恰恰是古罗马和中国在巩固帝国疆域后所推行的帝国政策之特点。简单来说，帝国政策有别于帝国主义政策的关键之处在于，前者几乎一心扑在中心，仅在情势所迫、万不得已之时，才把目光转向帝国之外的远邦。相反，帝国主义政策对边缘倾注了太多心力，并且深信帝国的最大挑战来自边缘，而非中心。因此对于帝国主义政策而言，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远胜于其对帝国政策的意义。对于帝国政策来说，军事不过是与经济、政治及文化权力并驾齐驱的四种权力中的一种而已。[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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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帝国的批评者看来，它不可避免的衰落主要起因于让它陷入边缘困境的 错误政策；高明的政策是通过“分而治之”的手腕让对手自我削弱。按这种说法——就像查默斯·约翰逊所认为的那样[26]——作为帝国政治家，比尔·克林顿表现的要比小布什更为明智，后者没能抵挡住帝国主义边缘政策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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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帝国政策不同于帝国主义政策，它要求美国主要担当护航员角色，确保欧洲、美洲和东亚之间密切的经济往来，并作为“理想的总资本家”[27]保障现有的世界经济和智识交流水平不致像20世纪20年代末那样出现大滑坡（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重新达到原有的经济交流水平）。[28]如果说帝国，无论海洋帝国还是陆地帝国（或许不包括草原帝国），存续的先决条件在于不断加强和深化其卵翼之下的浩大空间内的经济交流，那么帝国政策最为紧要的使命便是：以法制手段规整它的经济区，以武力遏制冲突，在经济中心的不同货币之间确保货币平稳及贸易条件稳定的环境，通过技术的不断创新确保帝国空间相对其他地区的领先优势，保护帝国空间不受外敌侵犯，等等。一言以蔽之，帝国当完成跨越奥古斯都门槛所带来的重任。因此，对于帝国的存续来说尤为关键的一点是，克制军事行动，而不致让军事任务在帝国权力的“注意力经济”中太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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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实践中能否实现这样一种任务领域的优化权衡，并不仅仅取决于主政者的政治智慧，还要看帝国空间的经济所赖以生存的基础性战略资源是不是在帝国空间内部即可获得，还是说非得从外部 进口不可。倘若要依赖进口，那么帝国恐将陷入直接统治部分边缘的持久压力之下。在这方面，可以说对石油供应的控制和对油价的操控成为美利坚帝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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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立足于和平之存续而非武力之扩张的帝国政策定位难免也会导向一种道德悖论，进而触发多方面的问题：在边缘及边缘之外的所有的人道主义干预方式——也就是前文所称的帝国使命之核心要素——如今成为一种道义奢侈品。对于这一奢侈品，帝国一来出于经济原因无力支付，二来基于生存需求也不该买进。对于一个着眼于经济繁荣的帝国，在它的逻辑里，为保障和控制石油供给而采取军事干预合乎理性。但远在帝国中央之外，为结束别国内战而采取军事行动并且还要在战后花大力气投入“国家构建”，这就不合理性了。可这个结论势必会导致帝国得告别在全球范围内落实和保障人权的帝国行动（即叶礼庭所谓“轻帝国”[29]）。上述这种帝国行动广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欢迎，但对帝国而言不啻又一个意识形态陷阱。当帝国高估自己的能力，将那些有悖自身生存需求的目标和使命尽数承揽，便会堕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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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谈论到的，其实是一种在帝国史上时有出现的情形：帝国理性同帝国使命陷入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当年的西班牙世界帝国如果出于生存需求以及保护帝国有限资源的目的，本该撤销反宗教改革的武力措施。可西班牙的帝国使命不允许它这么做——帝国使命既赋予了西班牙合法性，也是帝国精英的动力之源。而当其帝国使命 从17世纪中期开始日渐衰落，也标志着西班牙帝国势力已成强弩之末，这一点也很快被其他政治行为体看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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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这样的两难困境：以和平方式维系帝国之存续，将意味着避免在全球范围内负荷过重。帝国“亚全球世界”（subglobale Welt）的存续，必须仰赖它明智的帝国政策，避开“覆盖全球的世界”问题，并通过建立“帝国的蛮族边界”[30]把这些问题挡在门外。蛮族边界之外的事务，只要不危及帝国的安全，帝国就不必理睬。事实上，那些长寿帝国——尤其是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所推行的政策基本都遵循了这样的原则。不过这在民主和媒体大行其道的时代里，几乎已经没有可能了：美国的帝国使命将会因此而不断遭到否定和削弱，那么道德使命感也就自然成了无源之水，而丧失道德使命感，美帝国的势力将大为削弱。说的直接一点，如果美帝国有朝一日失败了，很可能不是被外部敌人所击溃，而是被帝国使命所带来的沉重道义负担所压垮，毕竟这种使命感让美国人不可能完全“理性地”置身外界事务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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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国家控制和调节力的悄然消退，参见Reinhard：Geschichte der Staatsgewalt，第509页起若干页；关于国家主权的日益虚化，参见 Badie：Souveränität und Verantwortung，第104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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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库珀（Robert Cooper）把些想法称为后现代世界的或后现代国家的秩序模式（The Breaking of Nations，第16页起若干页）。但要实现这一模式面临的现实问题是，现代国家，尤其是“前”现代的国家还将继续存续下去；有鉴于此，这一秩序目前还仅仅适用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及欧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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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政治和领土秩序模式让位于经济全球化秩序模式，萨斯基雅·萨森（Saskia Sassen）（Machtbeben，第16页起）做了最激进的预测，她提出了“在空间和时间上彻底去民族化”的观点。她坚信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已相互紧密交织，可能会使国家面临强大的资本体系压力，国家还会因为税收不足而失去其行动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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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ardt/Negri：Empire一书也为国家重要性下降而非政府组织（NGOs）地位上升的观点提供了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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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orty：Ein Empire der Ungewissheit，第253页。如何因应人道主义干预需求，换言之，如何在完成帝国任务和避免成为帝国之间找到平衡，对美国自由派和左派人士来说是个棘手的难题——毕竟这种干预常常意味着无视国家主权。对此，可参见Walzer：Is There an American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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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Fukuyama（福山）：State-Building，Hille：State Building，以及Hippier：Nationh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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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他们的观点里特别强调了袭击帝国秩序脆弱连接线这一点，但他们没有将这种攻击看作秩序破坏因素，相反，他们把那理解为推动秩序继续发展的促进因素。在他们眼里，帝国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所以他们也就不把任何外来攻击当作一种威胁了。见Hardt/Negri：Empire，第271页起若干页，第306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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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新的作战方式，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Die neuen Kriege，以及他的另两部著作Die Privatisierung des Krieges和Kriege im 21. Jahrhundert；有关新型战争背后的后勤补给和经济学，参阅 Napoleoni：Die Ökonomie des T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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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值得一提的还有Vidal：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Mailer：Why We Are at War？；同样，Mann（The Incoherent Empire，第24页起，第314页，第330页起）也认为，美国在克林顿时期推行的是一种霸权政策，到了小布什时代转变成为帝国主义政策。当然曼也怀疑，即便是霸权政策，它给世界带来的混乱也多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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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Boot：Plädoyer für ein Empire，第66页，同样讨论了“民主帝国主义”的还有Leggewie：Ein Empire der Demokratie，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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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见Ignatieff：Empire 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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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类似的还有Mearsc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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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Doyle：Emp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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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Bacevich：New Rome，New Jerusalem，Maier：Die Grenzen des Empire，奈（Joseph Nye）（Amerikas Macht，第160页）坚持认为，美国的政策霸权性一如既往，没有改色。但绝非是帝国性的，一个佐证就是，美国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只为军事作战而来，从不为警察的职能而忙。在相关讨论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布热津斯基（Brezinski），他从地缘战略角度探讨了美国永久捍卫其世界政治领袖地位的课题，他的研究凝结为一部名作The Grand Chessboard：American Primar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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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Ignatieff：Empire Amerika？第30页，Bacevich：New Rome，New Jerusalem，第71页起；Maier：Die Grenzen des Empire，第126页起；Diner：Das Prinzip Amerika，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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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Johnson：Blowback，以及他的另一部著作The Sorrows of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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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查默斯·约翰逊认为，军事基地有五项功能：维系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统治权；暗中监视各国政府和民众，特别是窥伺企业，以获取重要情报；控制油田和石油运输通道；保证石油军工产业的收入和就业；改善美国士兵及其家属的生活条件，从而吸引更多兵源。见Johnson：The Sorrows of Empire，第151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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