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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见Johnson：The Sorrows of Empire，第188页。在谈及美国未来几十年何以维系其全球霸权这一问题时，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虽然比约翰逊更看重约瑟夫·奈笔下所谓“软实力”的意义，但在本质上他同约翰逊的批判性观点如出一辙。布热津斯基说：“当对美国方式的效仿渐渐遍及全世界，这为美国发挥行使间接的、似乎众望所归的霸权创造了一个更加理想的外部条件……所以，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真正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构成的精巧复杂体系支撑的。”（见《大棋局》中文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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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Gallagher/Robinson：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Mommsen：Wandlungen der liberalen Idee im Zeitalter des Imperialis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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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见Mann：The Incoherent Empire，第80页起若干页。这个想法在支持帝国的知识分子中并不鲜见，比如巴塞维奇（Bacevich）（在American Empire第3页）就在论述帝国形成的基石——门户开放政策时写道：“它的终极目标在于创建一个基于民主资本主义原则的开放统一的国际秩序，在这个秩序里，美国是最高维护者，也是规则的最终执行者。”现在已经有大量文献作品认为，出于经济原因，美国的主宰地位已岌岌可危，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索罗斯。Soros：The Bubble of American Supre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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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Diner：Das Prinzip Amerika，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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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韦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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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关于由帝国中心向边缘推进的戡乱战争的意义，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Kriege im 21. Jahrhundert，特别是第93页起；作者的另一部著作Politik und Krieg论述了关于全球化所导致的（但绝不仅仅归咎于全球化）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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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Mann：The Incoherent Empire，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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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这个意义上讲，约瑟夫·奈对软实力的追捧应理解为对帝国政策而非帝国主义政策的青睐。参见Nye：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在另一方面，那些美国政策最激烈的抨击者则将帝国主义等同于军国主义。参见Mann：The Incoherent Empire，第314页起若干页，Johnson：Blowback，第29页起若干页，第93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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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Johnson：Blowback，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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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语出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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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参见Harold James：The End of Globalization，以及Fischer：Die Weltwirtschaft im 20. Jahrhund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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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Ignatieff：Empire lite，第1～25页。比他走得更远的有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对她而言，推广人权是美国维系权力的前提条件。参见Power：Das Empire der Menschenrechte。持类似观点的还有Beck：Über den postnationalen Krieg，以及他的另一部著作Power in the Glob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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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这一概念可以上溯到Osterhammel：Kulturelle Grenzen bei der Expansion Europas，第109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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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民主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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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秩序能否与权力扩张长期兼容、并行不悖，很多人对此持否定态度。一般来说在帝国秩序里，帝国中心的领导层不是专制主义的，就是威权主义的。在这种语境下，民主化便意味着帝国的崩溃。苏联帝国的解体似乎佐证了这一论点。罗马帝国的历史对这一观点影响很深：当年正是由于罗马在地中海地区的武力扩张破坏了其共和秩序，并且由此将罗马拖入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混乱和内战之中。在屋大维（奥古斯都）掌权后，那些共和制机构已形同虚设。在他一手擘画的新秩序里，无论平民还是贵族都无法定夺国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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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罗马，帝国的建成便宣告了共和制的破产，这种观点不仅感染了世世代代的欧洲人，同样也深深影响了美国人。[1]后者在政治秩序上对罗马的效仿，超过欧洲任何一个国家。诚然，古罗马也曾在法国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发挥了榜样作用：法国对罗马的效仿首先体现在拿破仑升为第一执政官最终加冕为皇的历史，在这当中拿破仑师法罗马，将法兰西的势力往南欧和中欧推进。也就是说，行为主体及观察家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看到的更多是帝国罗马的反光，而少见共和罗马的风姿。在美国，情形则大相径庭。罗马共和国的各项制度被奉为典范，美国人相信它们可以遏止党阀主义，杜绝党魁专权，最终捍卫共和政体不至于遭到破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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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美国在政治上的自我认知确实自带反帝国的底色，它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美国跟国际政治的种种挑战保持一定距离，而这也一度左右了美国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内政外交。所以对美国的帝国政策大加鞭挞的批判者一再援引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历史，重申共和秩序与帝国政治的水火不容，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们认为，由于帝国和民主互不兼容，美国的新帝国政策将导致民主制的废弃。[3]而这方面的最早征兆一般表现为媒体的不断趋同化，媒体在他们看来已沦为政府的政策宣传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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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那些对美国的帝国地位持好感或至少开放态度的人也认定，在内部的民主秩序与 对外的帝国政策需求之间存在一种对立关系。对此，叶礼庭一针见血：“帝国的负担长久存在，而民主时间紧张，对这种长期的负担毫无耐心。”[4]也就是说，在民主制下执政，不可避免地感染快节奏的风格。总统任期最多不过八年，民众期望政府处理问题时快刀斩乱麻。这些都与帝国政治的内在要求背道而驰：在帝国政治中，制定任务到显见成效往往要历经几十年的光景。如果时间紧张，仓促而为之，结果一定不会太好。内政失误，无非导致政府下台，或者出台中期性矫正措施，尚可亡羊补牢；但外交错误，尤其是全球性主导强国的外交错误，一旦犯下，几乎总会酿成难以弥补的长期性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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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可以说，在过去多年里美国之所以越来越倾向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跟民主制带来的时间压力有着直接因果关系。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一来立竿见影，二来一锤定音。有鉴于此，一个“仓促的帝国”常常急不可耐地挥舞手中大棒动武，哪怕不合时宜，即便失之鲁莽。如果上述说法为真，那么将由此引向一个令人错愕的结论：民主帝国将比专制帝国更乐于诉诸军事手段。这样倒是可以很好地解释1945年以后的美国何以卷入那么多的战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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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民主社会确实没有那么好勇斗狠，不会把战争视作赢取荣耀与威名的途径，而是用成本-效益分析来衡量战争的得失。结果就会发现战争往往耗资惊人，且效率不高。换句话说，如果民众能审时度势，保持清醒，就不大可能为他们总统的战争决定拍手称好了。那么这样一来，很多战争也就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或者政客们先制造一些假象，待寻得了口实再开战。这样的例子很多，越战期间的所谓北部湾事件，就为美国对北越进行大规模轰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在1990年，当伊拉克士兵入侵科威特城，美国又炮制了伊士兵残杀科威特保育箱早产婴儿的惨案，给它后来发动海湾战争寻得了又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几年后，又借口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到了自由世界的和平，再动干戈。为了给军事干预打开方便之门，美国不惜制造各种假象，编造了各种谎言。[6]那些被拆穿的谎言常常被人用来佐证美国政治的虚伪与狡诈：制造耸人听闻的威胁和危险的假象，俾便扩张势力范围，实现一己私利。但常常被人所忽略的一点是捏造威胁也源自一种结构性压力，即说服民主社会的公众接纳帝国任务。“制造假象”的政策其实是为了填补民主和帝国之间的那道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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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看，上述这种政策会伤害民主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种政策虽在表面上顺应了帝国秩序的要求，但仍然很有风险，绝非长久之计；毕竟在民众的自我认知里，民主有着比帝国更高的价值（前提当然是人们也认同帝国作为政治秩序的存在价值）。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陆军上将莱曼·莱姆尼策（Lyman Lemnitzer）的“诺斯伍兹行动”（Operation Northwoods）恐怕是对民主最可怕的一次威胁。按这项计划，美国对它自己的城市和民众发动恐怖袭击，然后推罪给古巴政府，以便从美国民众那里获得入侵古巴的支持。[7]虽然事情败露后，莱姆尼策不得不中止计划，然而对美国政府的猜疑——政府不仅编造威胁，甚至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国民——自此而生，且从未消散。这种猜疑在“9·11”事件发生后更是进一步发展为完全的阴谋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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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在战争中获得了跟欧陆国家截然不同的经验，这种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一次次激发了美国选民，让他们甘心承担——至少部分承受——源自帝国行动的军事负担。美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赢家，跟其他诸多参战国相比，美国先后两次均以最小的人员伤亡换取了最大的经济收益。[9]刚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还是个债务国，但离开战场时它已摇身一变，成为最大债权国了。与此同时，欧洲对手迫于战争所带来的经济负累，向美国敞开了市场大门——那是它之前几乎未曾涉足的新市场。二战的烽火熄灭之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水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无法与美国匹敌；大英帝国则在战争的摧残下气势衰竭、辉煌不再。美国顺理成章一跃成为经济和政治上遥遥领先其他国家的超级强权。所以美国人得到的经验是，完全可以在战争中获利。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真正获利的主要是美国资本家，可在普通美国人的印象中，参战每每与经济振兴如影随形，相伴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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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对两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也很好地诠释了他们当年何以经年累月心甘情愿地承担越战的重负。但随着战事的推进，人们意识到越战不仅造成美国民众的精神消沉，还导致了经济萧条，于是美国民众对战争适用性（Zweckmäßigkeit）的信念发生根本动摇。而这种动摇是持久性的。直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国方才重温那来自20世纪上半叶有关战争的正向记忆。从根本上讲，“现代战争”得不偿失，这几乎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律。然而很多人不以为然，或者仅仅赋予它相对的意义，即它只普遍适用于一般主权国家，而帝国 在特定情势下完全可以从战争中渔利——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所谓特定情势，一方面是在战争中诸多竞争对手可相互削弱，另一方面是让竞争对手承担战争的主要费用。此外还有一类战争对帝国有利，即战争让人们看清一种来自外部的威胁而同仇敌忾，于是帝国空间内的凝聚力由此得以加强。这种战争遏制了来自帝国内部的某些离心倾向，并且强化帝国理性。海湾战争成功地取得了这种效果，但伊拉克战争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至于反恐战争的中长期效果如何，还有待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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