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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德鲁·巴塞维奇看来，即使帝国行动获得美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对此他也深表怀疑——也必须指出：美国的政治系统并非适合帝国统治的最优选择；一旦帝国政策耗时过长，公众的支持难免动摇，毕竟民众总是“期待帝国所带来的好处大于且远远大于它所带来的责任和经济负担”。[10]跟历史上比比皆是的专制帝国不同，民主帝国，或者说对民意保持高回应性的帝国基本无力长期苦撑一项得不偿失、事倍功半的帝国政策。简言之，民主帝国要承受比专制帝国更大的“战利品压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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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民主帝国的语境里，“战利品压力”的概念更像是一种隐喻。毕竟民主帝国诞生在一个后英雄主义社会，战争在这个社会的自我认知中不再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12]而对于昔日的传统帝国而言，战利品在其崛起阶段则不仅仅是对外扩张的“动力”，同时也是对外扩张所依赖的“资源”。但随着1945年德国和日本帝国霸业的破产，所谓战利品已经完全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其实，工业革命就已经在根本上改变了帝国形成的动机结构（Motivationsstruktur）以及帝国政策的内在需求，从此以后帝国的对外扩张再也不是以夺取物质财富、压榨臣服方的劳动力为目的了。至此，对外扩张主要是为经济发达国家的商品流开辟新市场，这时候的战利品不再是臣服者的财富，而变成了他们的消费需求或者他们技术上的落后状态——毕竟帝国中心的工业技术能让它生产出远比边缘的手工制造品更加便宜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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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成功推进上述这种帝国政策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是经济优势，而军事实力则退居次要地位。至于物质“财富”，只有其中的矿产资源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它的价值直到工业革命后才真正突显出来。工业革命让化石燃料或矿石沉积物变成了地下“财富”，于是对矿藏的巧取豪夺对经济发展而言变得至关重要。英国的帝国主义者最先踏上了这条新路，紧随其后的是其他欧洲国家，而北美国家也步其后尘，新兴的日本后来居上，但沙俄帝国推行的帝国政策则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最终在20世纪初不得不咽下战争惨败的苦果。[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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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主要基于经济领先而非军事优势的帝国崛起中，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帝国要维系新开拓的经济空间，不得不派驻军队。如果小股分遣队便足以应付，那么问题不大——特别像大英帝国的印度土兵团［西帕依（Sepoy）］那样，部队由贸易公司出资维持运转且由它管控。可一旦当地爆发起义进而引发大规模骚乱，使得大部队长期驻防已势在必行，那么麻烦就接踵而至：一方面，这么做耗费巨大；另一方面，帝国士兵的伤亡也会造成本国 民众的支持率急剧下降。在这种情形下，又是英国人最先实践（也是他们运用得最广）一种因地制宜的解决之术：在帝国边缘就地招兵买马——一来成本低得多；二来即便损兵折将，造成较大人员伤亡，也不会在国内引发轩然大波，但这如果是发生在从帝国中心募集的部队身上，定会激起更大的波澜。[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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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美国的军队里也能找到上述解决方案的影子。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便已取消义务兵役制，从此军队主要由期限合同兵和职业军人所组成。美国从越战中总结出一个极为重要的教训，那就是绝不能把那些出身中产阶层的年轻人送上战场。因为这个阶层有巨大的反抗潜能，也更有政治表达力。如今，美国陆军中有44%的士兵来自少数族裔。[15]这些人在普通的劳务市场毫无竞争力可言，但参军入伍让他们获得了社会融入感，感受到社会认同，而这些情感又反过来让他们更紧密地融入军队。诚然，所谓军队亚文化已蔚然成风于美国广布于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及战舰之上，与普通美国社会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这能否长久地见容于民主制，尚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无论如何，美国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地在全球部署了一支可以随时作战且富有战斗力的军队——即便那是一支来自后英雄主义社会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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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到20世纪，欧洲列强曾利用殖民地土兵部队在军事上维系了其海外帝国的统治。而如今，雇佣兵和私营军事公司（PMCs）似乎成了昔日殖民军队的现代翻版。[16]如此一来，帝国中心的子民无须抛头颅洒热血，只要花钱就能解决问题。据估计，派驻伊拉克的美国士兵当中有多达五分之一的“绿卡士兵”。这些人几年服役下来，就能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另外，由私营军事公司提供的兵源总计 也有2万人。为了入籍美国的美好前景，或者为了钱财，这些人冒着危险承受着美国政策的军事负担，而在另一方面这也大大提高了美国选民对国家军事行动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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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就只有成本问题。成本最终决定，从长期来看帝国究竟是不是利大于弊。1991年打海湾战争一共花掉了610亿美元，美国盟友承担了其中八成的费用。然而，对于帝国的中心国来说，这么划算的便宜事不可能指望每一次都摊上，于是就有一个问题：美国选民是否愿意长期承担帝国庞大的军备开支——这是值得怀疑的。美国现在的国防开支预算占其国民生产总值（GDP）的3.5%，这个比例虽然只有冷战时期的一半，但并不代表军费开支绝对数值的下降，只是因为9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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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我们衡量美国国防开支的负担，必须参照其经济能力，以及它的经济能否长期支撑每年大致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5%的国际收支赤字，后一点是值得怀疑的。固然美国经济基础雄厚，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高达27%[17]，这个数字已超越当年的大英帝国，[18]但这一比例远低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歇期和二战结束时40%的水平。而且在未来的几年里，这个比重还可能继续下降。所以美国想要保住目前的军事优势，就必须缩减公共开支，而这又会直接波及国内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可以想见这种情况将会反过来影响到民众对帝国事业的支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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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了解帝国的军事开支对美国民众的负担有多重，我们 只消比较一下两个数字：美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大致相当于紧随其后的日本、德国和法国三国之和[19]，但美国的军费开支预算绝对值却是排在后面的十二个国家之总和[20]。[21]这也就是为什么安德鲁·巴塞维奇得出结论说，美帝国最大的软肋不在于外部威胁，而在于美国民众未必甘心承担帝国的成本。[22]成本问题，也就是帝国政治的收益与开支在中期的比例关系，恐怕是困扰民主帝国的主要难题。倘若帝国内部反对者与外部敌人一齐抓住这一软肋，大做文章，那也是不足为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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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西方对抗的冷战时代结束以后，美国相信，它所受到的来自帝国边缘的挑战远比帝国秩序内部的竞争更为严峻。这一观念促使美国政府仅兑现了冷战结束的部分和平红利，而继续扩大其军事技术方面的优势。针对美国海外机构设施的恐怖袭击不断攀升，尤其是“9·11”事件的爆发，似乎证明了华府这一决策的先见之明。此外，美国人的这个决定还基于他们的另一个信念：欧洲在科技和经济上赶超美国已永无可能，也就无力对美国的霸主地位发起真正挑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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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欧洲通过引入欧元，建立欧洲统一货币区，对美国全球宰制地位的威胁将远远大过伊斯兰主义。[23]而欧洲的科研组织若充分整合，并将科研成果转化到经济发展之中，那么也同样可能收获类似于引入欧元的效果。美国近几年来之所以越来越青睐军事控制手段，不排除与欧洲 经济发力、渐渐迎头赶上的势头有关联：通过将竞争领域转移到军事力上，美国至少还能在短时间内保持对欧洲的优势。另外，美国还在欧洲内部挑起政治争端，借机抵消欧洲人通过经济一体化而获得提升的权力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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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权力之四种来源，上述观点的本意是：美国经济权力优势下降，[24]需要通过扩大军事权力优势来弥补；而在军事权力上，欧洲人又显然无意下大功夫，以求获得与美国对等的地位。当然美国的做法会增加它对帝国经济空间的统治成本，而其中能转嫁给欧洲的不会太多。对此，美国的因应方式无非两种：以传统“分而治之”的政策来分化欧洲，或者将欧洲更紧地嵌进帝国空间的维护体系中来。究竟将来其中哪一种会成真，也要看欧洲人自己如何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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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种印象借助史学家的研究一再浮现：在20世纪，这方面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当属Symes：The Roman Revolution。在这部作品里作者提到，面对欧洲大陆民主秩序自我破坏的窘境，盎格鲁—美利坚人从罗马历史的镜鉴中证实并坚定了他们的自我认知。在那些研究20世纪美帝国如何形成的历史的学人中，我们看到这种比照古罗马的研究方式屡见不鲜——无论他们的比照基于批判性视角，还是出自肯定的态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像奈这样对帝国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也不能无视这种类比。参见Nye：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第167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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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关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如何受到罗马的影响，可参看Lefebvre：Napoleon，尤其是219页以后的内容。美国人如何通过与罗马共和国的参照构建自我认知，对此一个绝佳的佐证是Federalist Papers。在这些文字里，几位政治家勾画出联邦制国家的蓝图并为之辩护。参见Hamilton等人的The Federalist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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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别值得参考的是 Johnson：The Sorrows of Empire，第43页起若干页，第387页起若干页；Chomsky：Hegemony or Survival，第1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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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gnatieff：Empire Amerika？，第24页及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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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关美国所发动的战争之罗列总结——当然带有明显的谴责口吻，详见Schley：Die Kriege der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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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相关论述参见Beham：Kriegstrommeln；关于1991年海湾战争，参见MacArthur：Second Front；关于科索沃军事干预，参见 Lampe：Medienfiktionen beim NATO-Einsatz im Kosovo-Krieg 1999；关于2003年伊拉克战争，参见Tilgner：Der inszenierte Krieg，特别是第17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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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ohnson：The Sorrows of Empire，第412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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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Brockers：Verschwörungen，Verschwörungstheorien und die Geheimnisse des 11.9.，同一作者所著Fakten，Fälschungen und die unterdrückten Beweise des 11.9.。同样，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对太平洋舰队的伏击也屡屡被“破解”为一场罗斯福总统针对美国民众的别有用心的阴谋：他希望借此为美国参战获得民意的支持。参见Stinnett：Day of Dec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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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人所付出的代价以及承担的损失，参见Kolko：Century of War，第88页起若干页，第102页起若干页；而Junker（Power and Mission，第52页）对大战给美国人造成的后果做了总结：“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一跃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经济和贸易强国。在20年代它又扩大了这一优势。1913年，美国工业产量在世界总量中占比35.8%，而在1925～1929年间，这个比例提高到平均46%。按美元计算，当时美国的国民收入相当于排名其后的23个国家的总和——包括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和加拿大等。纽约则在伦敦之后成为世界第二大金融中心。从此世界经济体系即使没有完全以美国为中心，但至少也呈现出双中心的态势。”有关二战的财务状况表可参看Kolko：Century of War，第205页起若干页，以及Overy：Why Allies won，第326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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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acevich：New Rome，New Jerusalem，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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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尼尔·弗格森对美利坚帝国的存在并无疑议，他在阐发美帝国问题时，虽然认为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不在于维系帝国的成本，而在于美国民众缺乏“成为强权的意愿”，但他在书中仍然得出了一个类似的结论。Ferguson：Colossus，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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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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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美国的贸易帝国主义，参见Wehler：Der Aufstieg des amerikanischen Imperialismus，第259页起若干页；关于俄国的军事帝国主义以及它企图用“卢布帝国主义”充实军事帝国主义的失败尝试，参见Geyer：Der russiche Imperialismus，第144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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