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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容我用另一个比喻来解释我的方法。一艘航行于海上的巨大游轮，是一个特别的、复杂的实体场所，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活动、社会关系和互动。在游轮航行的过程中，属于不同阶层、性别、族群和人种的人会有各种互动，有时是友善的，有时则是激烈对立的。游轮的员工（包括船长及其下属）以分阶层的方式组织起来，其中某些阶层（例如客舱服务员）可能与上司不和，也可能与苛求的服务对象不和。我们可以努力去详细描述游轮甲板上和客舱里发生的事，以及这些事发生的原因。不同等级的客舱之间可能发生革命。富豪可能只留在顶层客舱，与其他乘客不相往来；他们可能不停地玩扑克牌（他们的财富将因此出现某种程度的再分配），对下层客舱发生的一切不闻不问。但是，我无意深入探究这一切。这艘游轮的深处有一台（经济）引擎，它日夜不停地运转，为游轮提供能量，使它有动力跨越重洋。游轮上发生的一切，都有赖该引擎持续运转。如果引擎发生故障或爆炸，游轮将无法正常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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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台引擎近来无疑发出了一些杂音，仿佛在抱怨身体不适。它显得格外脆弱。在本书中，我将致力于厘清此中原因。如果该引擎确实发生故障，游轮因此在海里失去动力，我们全都将面临大麻烦。我们将必须修好引擎，或是换上采用不同设计的引擎。若是后者，我们必须思考如何重新设计引擎，包括采用什么规格。在此情况下，我们最好能知道旧引擎哪些地方运作良好，哪些地方有问题，以便我们能保留旧引擎的优点，同时避免复制它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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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资本主义的矛盾在某些关键点确实会影响资本的经济引擎，而且可能扰乱其运作。如果引擎因为外部事件而严重受损（例如因为核战争、导致所有贸易中断的全球传染病大流行、上层发生的革命导致下层的工程师受攻击，或是船长疏忽以致游轮触礁），则资本引擎显然是因为内部矛盾以外的原因而停止运转。在本书中，我将适时指出资本积累的引擎在哪些重要关头特别容易受外部力量冲击。但我不会具体讨论其后果，因为如我一开始便强调，本书的目的是区隔和分析资本的内部矛盾，而不是探讨整体的资本主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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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圈子中，替这种研究贴上“资本中心”（capitalo-centric）的标签，对它们嗤之以鼻是一种时髦的行为。我不但觉得这种研究毫无问题（当然，研究衍生的解释说法不能基于过度推论，也不能搞错方向），还认为我们必须完成精细和深刻得多的“资本中心”研究，以促进对资本积累近年遇到的问题的认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怎能解释一些挥之不去的当代问题，包括大量人口失业、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发展渐走下坡，以及中国、印度和其他“金砖”国家不稳定的经济发展？如果不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矛盾，我们将茫无头绪。资本积累的经济引擎与当前的紧要关头有何关系？把相关解释和理论斥为无价值的“资本中心论”，无疑是短视的，甚至是危险和荒谬的。如果没有这种研究，我们很可能将无法正确理解周遭发生的事。错误的理解一定会导致错误的政治运作，结果很可能是加深而非缓和资本积累的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苦难。在我看来，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几乎都有这样的严重问题：错误的理论产生错误的政策，经济困难因此加重，社会的混乱和苦难因此恶化。对正在形成、据说是“反资本主义”的运动来说，这种研究甚至更重要：有志者不但要清楚知道自己确切反对什么，还必须清楚有力地说明反资本主义运动在当前时代为什么是有道理的，以及为什么多数人若想在未来的艰难岁月中过像样的生活，这种运动是如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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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书希望说明资本而非资本主义的矛盾。我希望帮助大家认识资本主义的经济引擎如何运作，为什么它有时会运转不顺或熄火，甚至有时走到崩溃的边缘。我也希望说明我们为什么应该换掉这台经济引擎，以及应该换上怎样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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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ertell Ollman,The Dance of the Dialectic
:Steps in Marx’s Method,Champagne,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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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第一部 根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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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7个矛盾是资本的根本矛盾，因为如果没有它们，资本根本无法运作。此外，因为这些矛盾彼此密切相关，我们不可能只大幅改变或消除其中一个，而不同时大幅改变或消除其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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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谈的前7个矛盾是资本的根本矛盾，因为如果没有它们，资本根本无法运作。此外，因为这些矛盾彼此密切相关，我们不可能只大幅改变或消除其中一个，而不同时大幅改变或消除其他矛盾。例如在房屋使用价值的供给中，交换价值具有主导作用；如果要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改变货币的形式和作用，同时修改（甚至是废除）私有产权制度。寻找一个反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因而似乎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许多方面必须同时改变。某一方面的困难，常常因为其他方面的强大阻力而受到抑制，资本主义因此得以避免暴发整体危机。但是，各种矛盾之间的联系有时会变得非常有害。一种矛盾加剧，其他矛盾也可能受“感染”。这种感染如果蔓延且加剧（2007~2009年便显然出现了这种情况），整体危机便会爆发。这对资本而言是危险的，有系统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将因此得到可利用的机会。这正是为什么分析造成这种整体危机的矛盾如此重要。如果反对运动（尤其是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参与者知道资本的各种矛盾出现时的大致情况，他们将有较好的条件去利用在危机形成和解决的过程中，矛盾转移和深化（地域和领域两方面）的方式，而不是对此感到意外和受阻。如果危机是资本重构出新形态的过渡和混乱阶段，则危机也是寻求改造世界的社会运动可以提出深刻的问题，并据此行动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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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矛盾1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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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简单例子：我带着一些钱，走进一家超市，拿钱交换一些食物。我不能吃钱，但可以吃食物。因此，食物对我的帮助，是钱无法直接做到的。食物很快便被我吃掉了，而我交给超市的钞票则继续流通。超市收到的钱，有一部分以薪资的形式付给收银员，而收银员会用这些钱购买食物。另外一些钱则成为超市的盈利，归超市老板所有，而超市老板会把这些钱花在各种用途上。有些钱流向各种中间人，最后有些会落在食物的直接生产者手上，而他们也全都会花钱。货币就这样不断流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每天都有数以百万计这种交易发生。食物、衣物和手机等商品不断被生产出来，然后被人用掉，货币则持续在人（或机构）的口袋之间流转。世界上多数人目前的日常生活，正是这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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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我们购买的所有商品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种价值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因为它们往往不一致，这构成一种矛盾，而这种矛盾有时会造成危机。使用价值变化无穷（即使同一件商品也是），交换价值（在正常情况下）则是一致的，性质上也没有不同（1美元就是1美元，永远都是1美元；即使你拿到的是欧元，也能知道它可以兑换多少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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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且以房屋为例，想想它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房屋的使用价值相当多元：它为我们提供一个遮风蔽雨的地方，让我们建立家庭和感情生活；它是我们每天生活、生儿育女的场所（我们在房子里煮食、做爱、吵架和抚养小孩）；在不稳定的世界里，房子保护我们的隐私和安全。房屋也可以成为某些人彰显自身地位和社会归属感的工具，成为财富和权势的象征、个人和社会历史记忆的符号，以及彰显建筑成就的标志；它也可以只是一个旅游景点，供游客赞叹建筑之优美，例如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的流水别墅（Falling Water）。房屋也可以成为胸怀大志的创新者的工场，例如硅谷的起源可以追溯至那间著名的车库。我可以在地下室偷偷开一间血汗工厂，或是用它来收留遭迫害的移民，又或者把它当作买卖性奴的基地。我还可以举出房屋的许多不同用途。总之房屋的用途非常多样，似乎无穷无尽，而且各种用途往往十分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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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房屋的交换价值又如何？在当代世界里，我们一般必须购买或租下房子，才能享有使用房子的特权。我们必须为此付出金钱。问题是：为取得房子的使用权，我们必须付出多少交换价值？这个“多少”的问题，如何影响我们在想要和需要的房屋用途之间做出权衡？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但答案其实相当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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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段时间，边远地区的拓荒者几乎不必付出金钱，便能盖好自己的房子：土地是免费的，劳力是自己付出的（邻里间也可能互相帮忙：你今天帮我盖好屋顶，我下周帮你完成地基工程），许多物料（木材、泥砖等）取自周遭。涉及金钱的交易仅限于购买斧头、锯子、钉子、铁锤、刀子和马具等。在发展中国家许多城市的贫民区，穷人仍然会用这种方式建造自己的房子。巴西的贫民区便是这样盖起来的。世界银行自20世纪70年代起提倡“自力建屋”（self-help housing），正式确认这种建屋方式适合世界许多地方的低收入阶层。这种房屋供给方式涉及的交换价值相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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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也可以“定制”：你有土地，雇用建筑师、承包商和营建商，替你根据某种设计盖一间房子。房子的交换价值取决于原料和劳力的成本，以及建屋相关服务的收费。交换价值并无主导地位，但可能限制创造使用价值的可能性（例如屋主的钱不够建一间车库，又或者某幢豪华府邸因为资金耗尽而少了一个侧厅）。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许多人以这种方式增加房屋的使用价值（例如横向扩建房子，或者加盖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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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多数地方，房屋是一种投机商品，建出来在市场上销售，任何人负担得起和有需要都可以购买。这种房屋供给在资本主义社会早就显而易见。英国巴斯、布里斯托尔和伦敦等地著名的乔治式联排屋，便是以这种方式兴建于18世纪末。后来这种投机建屋方式也出现在其他地方，在纽约市盖出廉价公寓，在费城、里尔和利兹等工业城市建出工人阶层居住的排屋，而美国典型的市郊小区也采用这种建屋方式。房子的交换价值除了取决于基本的建造成本（劳力和物料的成本），还取决于另外两项成本：投机建造商希望赚取的利润（他们承担最初的必要资本支出，并支付相关贷款的利息），以及购买土地或向地主租地的成本。也就是说，交换价值等于实际建造成本加上利润、贷款利息和资本化的地租（地价）。建造商的目的是取得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替其他人创造使用价值是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因为这种活动本质上是投机的，真正重要的是房子的潜在交换价值。不过，建造商并非必赚不赔。他们显然会精心策划一切，尤其是房屋销售，尽可能避免亏损。但是，风险总是有的。在这种模式下，交换价值主导了房屋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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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许多人对房屋使用价值的需求未能得到满足，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强烈希望把员工留在工作场所附近的雇主，例如吉百利，以及激进和乌托邦思想的信奉者，例如罗伯特·欧文、傅立叶主义者和乔治·皮博迪，和一些国家的地方与中央政府不时发起一些建屋计划，借助公款、慈善或家长式资金，以最低的成本满足底层的房屋需求。如果大家普遍接受人人有权享有“体面的住家和合宜的居住环境”（如美国1949年的《住宅法》前言所称），则使用价值考虑显然将再度成为房屋供给问题的焦点。这种政治立场对欧洲社会民主时代的房屋政策有重大影响，北美和一些发展中地区也受到某些程度的影响。多年来，政府涉足房屋供给的程度显然有起伏，政府对社会住宅的兴趣也是这样。但是，因为资助平价房屋的负担考验政府的财力（财政收入萎缩时尤其如此），交换价值考虑经常再度悄悄地排挤掉使用价值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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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造中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紧张状况，有多种方法可以管控。但是，这种体制向来也有失控的阶段，此时便会产生危机，例如2007~2009年，美国、爱尔兰和西班牙的房市便经历过这种状况。此次危机并非史无前例。之前的类似例子包括1986年以来的美国储贷危机，1992年斯堪的纳维亚的房市崩盘，以及1990年的日本土地市场崩盘（终结了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荣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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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导多数资本主义地区的私营市场体系中，房屋供给还有额外的问题必须处理。首先，房屋是一种“高单价商品”，要使用很多年，不像食物那样马上被用掉。个人可能没有足够的钱一次付款买下房子。如果我的钱不够买房，还有两个基本选择。我可以向房东租房，房东可能专门购入投机建造商建造的房子，靠收租维生。我也可以借钱买房，可能向亲友借钱，也可能找金融机构办理房屋抵押贷款。如果是办房贷，我除了必须支付房子的全额交换价值外，偿还房贷期间还必须每月支付贷款利息。还清房贷之后（可能需要30年），我便完全拥有房子了。在此情况下，房屋也成了一种储蓄工具，我可以随时拿这项资产的价值套取现金（至少我每月偿还房贷，因而取得的部分价值是可以套现的）。房屋的价值有一些被维修保养的费用消耗掉，例如墙面每隔一段时间必须重新涂刷，屋顶损坏必须修缮。不过，我仍然可以期望随着自己逐渐还清房贷，我掌握的房屋净值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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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利用房贷购屋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交易。利率5%、本金10万美元的房贷分30年偿还，总还款额约为19.5万美元。也就是说，房贷户为了取得最初价值10万美元的资产，必须多付9.5万美元。这样的交易看来很没有道理。我为什么愿意这么做呢？答案当然是我需要这房子的使用价值（我需要一个居住的地方），而我为此付出9.5万美元，直到我完全取得房子的所有权。这就像我在30年间花9.5万美元租房，差别在于我最终可以取得整座房子的交换价值。这房子实际上成了一种储蓄工具，替我储存它的交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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