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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房屋的交换价值不是固定的。它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波动，受各种社会状况和力量影响。首先，它会受周边房屋的交换价值影响。如果附近的房屋全都日趋破败，又或者小区里迁入越来越多“不对劲”的人，则我的房子很可能将贬值，即使我把它维持在一流的状态也无法幸免。相反，小区环境“改善”，例如小区中产阶级化，则可以提升我房子的价值，即使我并未投入任何资源。房市深受经济学家所称的“外部性”影响。屋主经常采取个别和集体行动，力求控制这些外部因素。不信的话，你可以提议在某个“体面的”小区建一所出狱者的安置点，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小区居民会积极排斥他们不欢迎的人和活动，小区几乎纯粹以维护和提升区内房屋价值为使命（例如小区内若有好学校，对住宅价值大有帮助）。为了保护自身储蓄的价值，人们会有积极行动。不过，屋主有时也会损失他们利用房屋保存的储蓄，例如政府或建造商为了重新发展某个小区，可能会购入该区相当数量的房子，然后任由那些房子的状况恶化，进而严重损害区内其他房屋的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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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想投资改善屋况，我可能会希望审慎行事，仅做那些显然可以提升房子交换价值的事。市场上有很多提供相关建议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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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许多地方，住宅所有权对越来越多的人而言已经变得十分重要。维护和提升房屋资产价值，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重要政治目标和政治议题，因为消费者可以得到的房屋交换价值，一如建造商所能赚到的交换价值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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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近30年左右，房屋已经成为一种投机目标。我以30万美元买进一套房子，3年后它的市值升至40万美元。我可以把握机会做房贷再贷款，把房子增值的那10万美元换成现金，随自己支配。交换价值不断上升，使得房子成为热门的投机目标。房屋成为一种方便利用的现金牛（cash cow）或个人提款机，总需求因此增强，市场上的房屋需求也日益高涨。在《大空头》（The Big Short）一书中，刘易斯（Michael Lewis）阐述了2008年金融市场崩盘之前发生的房屋投机潮。刘易斯有位重要消息提供者雇用了一名保姆，保姆及其姐妹一度在纽约市皇后区拥有6套房子。“她们买进第一套房子之后，房价大涨，放款机构建议她们做房贷再贷款，贷出25万美元的现金，而她们用这笔钱买了第二套房子。”第二套房子的市值也大涨，她们于是故技重施，继续买房。“最后，市场持续下跌时，她们手上有5套房子，而且完全没有能力偿还房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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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市的资产价值投机变得炽热。但是，这种投机总是有某种程度的“庞氏骗局”（Ponzi scheme）元素。我借钱买房，然后房价上涨了。房屋市值不断上涨吸引更多人买房。他们借入更多钱购买“好东西”（当放款机构资金非常充裕时，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房价进一步上涨，因此吸引更多的人和机构参与房屋投机。结果造成一场“房地产泡沫”，而泡沫最终必然破灭。这种资产价值泡沫如何形成、为何形成，泡沫会有多大，以及泡沫破灭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取决于多种状况和力量的具体情况。基于历史经验（例如美国房市曾于1928年、1973年、1987年和2008年崩盘），目前我们必须接受的是，这种投机狂热和资产泡沫是资本主义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中国更多地采用资本运作模式，中国房市也越来越容易出现投机热潮和资产泡沫。我们稍后将探讨此中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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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最近这次房市崩盘中，约400万人因为房贷止赎（借款人因为违约而失去赎回房屋的权利）而失去住房。这些人因为追求房屋的交换价值，结果丧失房屋的使用价值。数不清的人仍处于房贷“溺水”的状态：他们在房价高峰期买房，因为房价随后大跌，他们欠金融机构的房贷比房子的市值还高。这些屋主必须承受巨大损失，才能摆脱房屋所有权并迁居他处。在房市繁荣的高峰期，房价太高了，许多人必须承受他们最终证实无力偿还的债务，否则无法获得房屋的使用价值。房市崩盘后，这些人可能被迫守着一些房屋使用价值而无法脱身，由此造成的财务负担令他们的境况特别凄惨。简而言之，因为不顾后果地追求交换价值，许多人丧失了取得并持续拥有房屋使用价值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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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问题也已经发生在租房市场。在纽约市，约60%的人口为租房族；私募股权基金在房市高峰期买进许多供出租的住宅大楼，希望借由提高租金大赚一笔（即使它们面对有力的法规管制）。这些基金刻意压低这些房子的现行使用价值，借此替它们的再投资计划辩解，但它们自己在金融市场崩盘中破产，留下房客住在使用价值变差但租金反而变贵的房子里，而且这些房子因为原本的主人破产而遭金融机构没收，谁该负起屋主的责任往往并不清楚（如果你住在这种大楼里，发现暖气炉坏了，你可能真的不知道该找谁处理问题）。近10%的出租房屋遇到了这种问题。因为有人不顾后果地追求交换价值最大化，一大部分人可以享有的房屋使用价值受损了。当然，更惨的是，房市崩盘引发了一场全球危机，结果全球经济至今仍然很难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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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资本主义下的房屋供给，已经从追求使用价值为主，变成以追求交换价值为主。因为这种怪异的转变，房屋的使用价值日趋变质，首先是变成一种储蓄手段，其次是变成一种投机工具，而利用这种投机工具的除了消费者，还有建筑商、金融业者和所有可受惠于房市繁荣的人，包括房屋中介、房贷放款人员、律师和保险经纪人等。为大众提供足够的房屋使用价值（传统消费意义上的使用价值），越来越受制于不断深化的交换价值考虑。我们致力于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足够和可负担的房屋，结果却是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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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国家在提供足够的使用价值、满足人民基本需求这件事上应发挥怎样的作用，舆论和公共政策近10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种“新自由主义共识”兴起（或许也可以说是由相关势力强加在民众身上），导致国家在许多领域少承担供给责任，包括房屋、医疗、教育、交通运输和公用事业（水、能源以至基础设施）。这种做法是为了把这些领域开放给私营部门，促进其资本积累，另外也是出于交换价值的考虑。房屋领域发生的一切，莫不受这种转变影响。这种私有化趋势为何出现，不是我们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我认为目前必须记下来的一个重点，是拜上述转变所赐，在资本主义世界多数地区（并非全部），国家涉足房屋供给的情况近40年来发生了根本改变，而这对我们管控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矛盾的方式别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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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以房屋为例，显然是因为这是个理想的例子，非常适合用来说明一件事：市场上一件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简单差异，可以演变成一种对立关系，进而加剧为一种绝对的矛盾，甚至造成一场危机（在房屋这个例子中，危机并非仅限于房市，还波及整个金融和经济体系）。理论上，情势不是非如此发展不可（抑或这是必然的发展？这是我们最终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约从2000年起，美国、爱尔兰、西班牙、英国（某种程度上）和世界上许多地方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情势演变，最终酿成2008年的整体经济危机（一场我们迄今仍未解决的危机）。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场交换价值层面的危机，而它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得到足够的房屋使用价值，以及体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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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交换价值考虑日益支配社会生活的使用价值层面，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医疗和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从学校到几乎所有媒体，我们一再听到这种说法：取得使用价值最便宜、最好、最有效率的方法，是释放企业家渴求利润的经济本能，让他们在市场体系中尽展所长。因为这个原因，许多类型的使用价值本来由国家免费提供，但现在已经私有化和商品化——在全球许多地方，房屋、教育、医疗和公用事业全都朝这个方向发展。世界银行坚称，这应该是全球的标准做法。但是，这个体系只是对企业家（他们多数赚得厚利）和有钱人有利：它惩罚几乎所有其他人，而且可能是严厉的惩罚，例如在房屋的例子中，美国便有400万~600万人因为房贷止赎而失去住房（西班牙和许多其他国家也有无数人遭遇这种惨况）。我们面临这样的政治抉择：选择一个把有钱人服侍得很好的商品化体制，或是一个完全不仰赖市场居中调解、致力于替所有人生产使用价值，并以民主方式供应这些价值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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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且以比较抽象的理论方式来思考这项矛盾的本质。在所有以精细分工和广泛交易网络为特征的复杂社会秩序中，个人、组织（例如企业）和社会团体之间的使用价值交换显然非常重要。以物易物在这种情况下效用有限，因为“欲求和需求必须双重一致”：你必须有一样我想要的商品，我必须有一样你想要的商品，简单的易物交易才能发生。我们可以建立易物链，但它们是有限且累赘的。因此，替市场上所有商品建立某种独立的价值测量标准（单一的价值度量）不但是有益的，还是必要的。如此一来，我便可以卖出我的商品，换取某种普遍的价值储存工具，然后用它向其他人购买我想要或需要的任何东西。这种价值储存工具当然便是货币。由此就讲到资本的第二个矛盾。货币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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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况可参考David Harvey,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London,Verso,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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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ichael Lewis,The Big Short
:Inside the Doomsday Machine,New York,Norton,2010,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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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矛盾2 劳动的社会价值与它的货币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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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价值要求我们采用某种标准，测量各种商品间的相对价值。这种测量标准便是货币。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假思索地一再使用的这种“货币”是什么呢？我们没有足够的货币时会担心，会想方设法（有时甚至会动用不正当或非法的手段）取得更多金钱；在此同时，我们发现自己常常为了在自身财力范围内，尽可能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而煞费周章。货币有时仿佛就是商品世界里至高无上的神：我们全都必须臣服于它，顺从它的命令，在它的权力祭坛前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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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非常清楚货币的资本主义形态有哪些基本的技术职能。它是一种流通工具或媒介（货币解决严重限制直接易物交易的“需求不相符”问题，因此大大促进交易）。它为市场上所有商品的经济价值提供单一的度量标准，此外也是一种储存价值的工具。但是，货币代表什么，而它的社会与政治功能和意义又是如何剧增的，以至于社会和经济世界似乎是由人们追求货币的欲望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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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货币是一种索取工具，我可以用它取得其他人的社会劳动成果；所谓社会劳动，是指为了生产在市场上提供给其他人的商品和服务，而付出劳力（社会劳动产生“商品”，我在后院种西红柿供自己食用，则只是产生“产品”）。因为货币可以储存价值，货币的索取权不必马上行使，但最终必须在某个时候行使，否则货币便没有实践它的使命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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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例如资本已经建构出来的社会），我们生活所需的所有使用价值，极大地仰赖其他人的劳动。我们认为得到其中的许多使用价值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按一个开关便能得到电力，打开煤气便有火，窗户当然可开也可关，鞋子和衣服自然是合身的，早上总是会有咖啡或茶和面包，巴士、汽车、铅笔、钢笔、笔记本和书籍全都是我们可以使用的；此外社会上也有牙医、医师、脊骨神经医师和发型师，以及提供知识和规则的教师、研究员、律师和官员，而这一切只要付钱就能买到！但这些商品和服务都直接和间接地吸收人类的劳动，例如生产钢铁需要人类投入劳力，生产钉子需要钢铁，而盖房子需要钉子。我们多数人都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参与为其他人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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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所代表的东西，正是靠这种活动或劳动的社会价值支撑的。“价值”是世界各地无数人的劳动之间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因为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价值是非物质的，是看不见的（一如本书的作者与各位读者的关系）。但是，一如较广泛的道德和伦理价值，这种非物质价值对各种社会实践有客观的影响。以社会劳动而言，“价值”解释了为什么鞋子比衬衫贵、房子比汽车贵和葡萄酒比水贵。这种商品之间的价值差异，与商品使用价值的性质毫无关系（以下简单事实除外：所有商品都必须对某些地方的某些人有用），与商品生产过程涉及的社会劳动则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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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非物质和看不见的，价值需要某种物质表现形式。这种物质表现形式便是货币。货币赋予非物质的社会价值一种实体形式，也是这种价值的一种象征和表现。但是，一如所有的表现形式（例如地图），货币这种表现形式与它试图表现的社会事实有不一致的地方。货币在某些方面很好地反映了社会劳动的相对价值，但也忽略甚至是扭曲了另一些方面（一如地图准确地呈现我们周围世界的某些特征，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可能误导人）。货币与它表现的价值之间的差异，构成资本的第二个根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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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可以说：货币与构成价值的社会劳动是分不开的，但两者也是不同的。货币把社会劳动（价值）的非物质性隐藏在它的物质形态后面。我们很容易误把表现形式当成它想表现的事实，而因为表现形式某种程度上总是会歪曲事实，我们最终便相信一些不真实的东西，而且会据此采取行动。同样，我们在任何商品中都无法看到社会劳动，表现社会劳动的货币因此令我们很难看见社会劳动的本质。我们稍后就会看到一些例子。价值与它的表现形式分不开，这一点很重要。这项特质源自以下的简单事实：如果没有货币和它促进的商品交易，价值将无法以非物质社会关系的形式存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物质表现形式（货币）和交易这种社会实践的协助，价值将无法形成。货币与价值是辩证和共同演化的关系（它们一起出现），两者间不是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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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关系也可能误导人，因为社会价值与其表现形式之间的“差距”，充满潜在的矛盾，具体情况视货币的形式而定。商品货币（例如黄金和白银）的基础是某种实体商品，有明确的物理特质。另一方面，法定货币（国家发行的）、代用的硬币和纸币（民间机构发行），以及近代的电子货币则只是一种象征或符号。“记账货币”（money of account）的运用，则让我们不必每次买卖均支付货币，改为每隔一段时间结算，仅支付所欠的净额。公司之间如果有买有卖，多次交易之后，两家公司之间必须结算的账户余额，通常远低于买卖总金额，因为买和卖的账款会相互抵销。采用记账货币时，实际支付的是买卖账款抵销之后的余额。例如银行之间便会有支票清算作业，这种作业如今已经电子化，以前则是在结算所手工完成（在纽约是每天结算5次）：每家银行派出自己的信差，把支票交到付款银行的窗口。每次结算时，银行之间必须支付的账款净额可能接近零，即使其间已经有大量交易发生。这是因为A银行有支票账款必须支付给B银行，但B银行也可能有支票款项必须支付给A银行，两者因此会互相抵销。记账货币因此大幅降低了我们需要的“实际”货币金额。这种货币也支撑用来促进生产和消费的大量信用工具和贷款（例如在房屋市场，开发商借钱建造投机型房屋，消费者则利用房屋抵押贷款购屋）。信用货币本身便构成一个非常复杂的世界（有些理论家认为信用货币与其他货币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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