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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国家在提供足够的使用价值、满足人民基本需求这件事上应发挥怎样的作用，舆论和公共政策近10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种“新自由主义共识”兴起（或许也可以说是由相关势力强加在民众身上），导致国家在许多领域少承担供给责任，包括房屋、医疗、教育、交通运输和公用事业（水、能源以至基础设施）。这种做法是为了把这些领域开放给私营部门，促进其资本积累，另外也是出于交换价值的考虑。房屋领域发生的一切，莫不受这种转变影响。这种私有化趋势为何出现，不是我们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我认为目前必须记下来的一个重点，是拜上述转变所赐，在资本主义世界多数地区（并非全部），国家涉足房屋供给的情况近40年来发生了根本改变，而这对我们管控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矛盾的方式别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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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以房屋为例，显然是因为这是个理想的例子，非常适合用来说明一件事：市场上一件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简单差异，可以演变成一种对立关系，进而加剧为一种绝对的矛盾，甚至造成一场危机（在房屋这个例子中，危机并非仅限于房市，还波及整个金融和经济体系）。理论上，情势不是非如此发展不可（抑或这是必然的发展？这是我们最终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约从2000年起，美国、爱尔兰、西班牙、英国（某种程度上）和世界上许多地方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情势演变，最终酿成2008年的整体经济危机（一场我们迄今仍未解决的危机）。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场交换价值层面的危机，而它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得到足够的房屋使用价值，以及体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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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交换价值考虑日益支配社会生活的使用价值层面，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医疗和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从学校到几乎所有媒体，我们一再听到这种说法：取得使用价值最便宜、最好、最有效率的方法，是释放企业家渴求利润的经济本能，让他们在市场体系中尽展所长。因为这个原因，许多类型的使用价值本来由国家免费提供，但现在已经私有化和商品化——在全球许多地方，房屋、教育、医疗和公用事业全都朝这个方向发展。世界银行坚称，这应该是全球的标准做法。但是，这个体系只是对企业家（他们多数赚得厚利）和有钱人有利：它惩罚几乎所有其他人，而且可能是严厉的惩罚，例如在房屋的例子中，美国便有400万~600万人因为房贷止赎而失去住房（西班牙和许多其他国家也有无数人遭遇这种惨况）。我们面临这样的政治抉择：选择一个把有钱人服侍得很好的商品化体制，或是一个完全不仰赖市场居中调解、致力于替所有人生产使用价值，并以民主方式供应这些价值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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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且以比较抽象的理论方式来思考这项矛盾的本质。在所有以精细分工和广泛交易网络为特征的复杂社会秩序中，个人、组织（例如企业）和社会团体之间的使用价值交换显然非常重要。以物易物在这种情况下效用有限，因为“欲求和需求必须双重一致”：你必须有一样我想要的商品，我必须有一样你想要的商品，简单的易物交易才能发生。我们可以建立易物链，但它们是有限且累赘的。因此，替市场上所有商品建立某种独立的价值测量标准（单一的价值度量）不但是有益的，还是必要的。如此一来，我便可以卖出我的商品，换取某种普遍的价值储存工具，然后用它向其他人购买我想要或需要的任何东西。这种价值储存工具当然便是货币。由此就讲到资本的第二个矛盾。货币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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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况可参考David Harvey,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London,Verso,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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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ichael Lewis,The Big Short
:Inside the Doomsday Machine,New York,Norton,2010,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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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矛盾2 劳动的社会价值与它的货币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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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价值要求我们采用某种标准，测量各种商品间的相对价值。这种测量标准便是货币。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假思索地一再使用的这种“货币”是什么呢？我们没有足够的货币时会担心，会想方设法（有时甚至会动用不正当或非法的手段）取得更多金钱；在此同时，我们发现自己常常为了在自身财力范围内，尽可能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而煞费周章。货币有时仿佛就是商品世界里至高无上的神：我们全都必须臣服于它，顺从它的命令，在它的权力祭坛前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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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非常清楚货币的资本主义形态有哪些基本的技术职能。它是一种流通工具或媒介（货币解决严重限制直接易物交易的“需求不相符”问题，因此大大促进交易）。它为市场上所有商品的经济价值提供单一的度量标准，此外也是一种储存价值的工具。但是，货币代表什么，而它的社会与政治功能和意义又是如何剧增的，以至于社会和经济世界似乎是由人们追求货币的欲望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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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货币是一种索取工具，我可以用它取得其他人的社会劳动成果；所谓社会劳动，是指为了生产在市场上提供给其他人的商品和服务，而付出劳力（社会劳动产生“商品”，我在后院种西红柿供自己食用，则只是产生“产品”）。因为货币可以储存价值，货币的索取权不必马上行使，但最终必须在某个时候行使，否则货币便没有实践它的使命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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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例如资本已经建构出来的社会），我们生活所需的所有使用价值，极大地仰赖其他人的劳动。我们认为得到其中的许多使用价值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按一个开关便能得到电力，打开煤气便有火，窗户当然可开也可关，鞋子和衣服自然是合身的，早上总是会有咖啡或茶和面包，巴士、汽车、铅笔、钢笔、笔记本和书籍全都是我们可以使用的；此外社会上也有牙医、医师、脊骨神经医师和发型师，以及提供知识和规则的教师、研究员、律师和官员，而这一切只要付钱就能买到！但这些商品和服务都直接和间接地吸收人类的劳动，例如生产钢铁需要人类投入劳力，生产钉子需要钢铁，而盖房子需要钉子。我们多数人都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参与为其他人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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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所代表的东西，正是靠这种活动或劳动的社会价值支撑的。“价值”是世界各地无数人的劳动之间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因为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价值是非物质的，是看不见的（一如本书的作者与各位读者的关系）。但是，一如较广泛的道德和伦理价值，这种非物质价值对各种社会实践有客观的影响。以社会劳动而言，“价值”解释了为什么鞋子比衬衫贵、房子比汽车贵和葡萄酒比水贵。这种商品之间的价值差异，与商品使用价值的性质毫无关系（以下简单事实除外：所有商品都必须对某些地方的某些人有用），与商品生产过程涉及的社会劳动则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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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非物质和看不见的，价值需要某种物质表现形式。这种物质表现形式便是货币。货币赋予非物质的社会价值一种实体形式，也是这种价值的一种象征和表现。但是，一如所有的表现形式（例如地图），货币这种表现形式与它试图表现的社会事实有不一致的地方。货币在某些方面很好地反映了社会劳动的相对价值，但也忽略甚至是扭曲了另一些方面（一如地图准确地呈现我们周围世界的某些特征，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可能误导人）。货币与它表现的价值之间的差异，构成资本的第二个根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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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可以说：货币与构成价值的社会劳动是分不开的，但两者也是不同的。货币把社会劳动（价值）的非物质性隐藏在它的物质形态后面。我们很容易误把表现形式当成它想表现的事实，而因为表现形式某种程度上总是会歪曲事实，我们最终便相信一些不真实的东西，而且会据此采取行动。同样，我们在任何商品中都无法看到社会劳动，表现社会劳动的货币因此令我们很难看见社会劳动的本质。我们稍后就会看到一些例子。价值与它的表现形式分不开，这一点很重要。这项特质源自以下的简单事实：如果没有货币和它促进的商品交易，价值将无法以非物质社会关系的形式存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物质表现形式（货币）和交易这种社会实践的协助，价值将无法形成。货币与价值是辩证和共同演化的关系（它们一起出现），两者间不是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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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关系也可能误导人，因为社会价值与其表现形式之间的“差距”，充满潜在的矛盾，具体情况视货币的形式而定。商品货币（例如黄金和白银）的基础是某种实体商品，有明确的物理特质。另一方面，法定货币（国家发行的）、代用的硬币和纸币（民间机构发行），以及近代的电子货币则只是一种象征或符号。“记账货币”（money of account）的运用，则让我们不必每次买卖均支付货币，改为每隔一段时间结算，仅支付所欠的净额。公司之间如果有买有卖，多次交易之后，两家公司之间必须结算的账户余额，通常远低于买卖总金额，因为买和卖的账款会相互抵销。采用记账货币时，实际支付的是买卖账款抵销之后的余额。例如银行之间便会有支票清算作业，这种作业如今已经电子化，以前则是在结算所手工完成（在纽约是每天结算5次）：每家银行派出自己的信差，把支票交到付款银行的窗口。每次结算时，银行之间必须支付的账款净额可能接近零，即使其间已经有大量交易发生。这是因为A银行有支票账款必须支付给B银行，但B银行也可能有支票款项必须支付给A银行，两者因此会互相抵销。记账货币因此大幅降低了我们需要的“实际”货币金额。这种货币也支撑用来促进生产和消费的大量信用工具和贷款（例如在房屋市场，开发商借钱建造投机型房屋，消费者则利用房屋抵押贷款购屋）。信用货币本身便构成一个非常复杂的世界（有些理论家认为信用货币与其他货币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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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衍生出一种奇特和看似重复的货币用途。理应用来测量价值的货币，本身变成一种商品，也就是货币资本（money capital）。货币资本的使用价值，在于它可以用来产生更多价值（利润或剩余价值）。其交换价值则是利息，利息实际上赋予测量价值的货币一种价值（非常重复的一件事！）。货币作为一种度量标准如此特别和古怪，正是因为这一点。其他度量标准，例如英寸和公斤，本身是不能买卖的（我们可以买一公斤土豆，但不可以买单纯的一公斤），但货币资本本身却是可以买卖的（我可以购买100美元某段时间的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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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替价值创造一种物质表现形式，最简单的做法是选择一种商品来表现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因为种种原因，贵金属（尤其是黄金和白银）成了历史上最适合发挥这种功能的商品。人类选择贵金属的原因很重要。第一，这些金属相对稀有，累积供给量相当稳定。我无法随时在自家后院挖出一些黄金或白银来。贵金属的供给是相对缺乏弹性的，因此得以维持它们相对于其他商品的价值（虽然产量激增，例如加州淘金热使得黄金产量一时大增，确实会造成一些问题）。世界上大部分黄金已经开采出来。第二，贵金属不会氧化或腐烂（如果我们选择树莓或土豆作为商品货币，则会有这种问题）。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在市场交易的整段时间里维持自身的物理特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相对安全地发挥长期的价值储存功能。第三，这些金属的物理特性是已知的，其质量可以准确地检验，因此其度量可以轻易校准，不像某些商品货币那么麻烦——例如俄罗斯的货币体系曾于20世纪90年代崩溃，市场交易沦为一种多边易物系统（multilateral bartering system），伏特加酒一度成为一种商品货币（但消费者的伏特加品位可能大有差异）。[1]我们利用所谓自然世界里这些元素的物理和物质特性，稳定和表现社会劳动价值的非物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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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商品货币日常用来买卖低价商品，是非常不便的。因此，在世界各地的市场，硬币、代币、纸币以至电子货币变得远比商品货币实用。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街上买一杯咖啡，必须以确切重量的金或银埋单，那会是怎样的光景！因此，虽然商品货币或许提供了表现社会劳动的坚实物质基础（英国的纸币仍然承诺“支付持有人”，尽管这些纸币早就无法拿来向政府兑换黄金或白银），它们很快便遭灵活和易管理得多的货币形式取代。但这造成另一件怪事。我们最初需要货币，是为了赋予非物质的社会劳动一种物质形式，结果我们却以符号和一些表现形式来代表货币，最后还以计算机化账户里的数字代表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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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商品可以用数字代表时，货币体系便出现一种严重且可能误导人的矛盾。黄金和白银相对稀有，而且供给大致固定；但是，如果数字可以代表货币，则货币的数量可以随意增加，完全不受技术因素限制。我们因此可以在当前看到美联储借由量化宽松这种手法，像变戏法那样为经济体注入数万亿美元。除了受制于国家的政策和法规外，货币量要怎么增加似乎完全不受限制。全球在20世纪70年代完全废弃货币的金属基础之后，我们确实进入货币或许可以无限创造和累积的世界。此外，记账货币和更重要的信用货币（始于简单的借据使用）兴起后，货币的创造便大量落在个人和银行手上，不再完全由国家机构操控。这促使国家机器介入货币体系并施加管制，而国家往往拼命地希望控制货币体系。历史上曾出现一些惊人和传奇的通货膨胀故事，例如20世纪20年代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这种现象突显了国家在以下这件事上的关键角色：维持人们对国家发行的货币的信心，使人们持续相信货币的质量和意义。我们讨论资本的第三个根本矛盾时，将再谈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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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怪事之所以出现，部分原因在于货币的3种基本功能要有效发挥，需要相当不同的条件配合。商品货币是储存价值的好工具，但促进商品流通的功能却不是很好。硬币和纸币是很好的支付手段或媒介，但用来长期储存价值却不是很安全。国家发行、强制流通的法定货币（强制是因为国家规定人民以这种货币缴税），则可能受当局的政策狂想冲击（例如政府可疯狂印钞，促成严重通胀，造成实质减债的效果）。货币的各项功能彼此间不完全一致，但也不是互不相关。如果货币连短暂储存价值的功能都没有，则它也将丧失流通媒介的作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在乎货币的流通媒介作用，则伪钞也能发挥银币这种“真”货币的功能。这正是为什么黄金和白银（很好的价值度量和储存工具）须以票据、纸币和信用货币等形式代表，才能维持商品的畅顺流通。结果货币形式的基础，便是社会劳动的表现形式的表现形式！这有如一套双重面具，遮掩了社会劳动（替其他人所做的劳动）的社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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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货币的帮助下，市场上的商品可以贴上价格标签，代表卖方的要价。视供给和需求的情况而定，这个要价未必会成为实际成交价。但是，这种标价带来另一组矛盾。个别交易的实际成交价，取决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特定供需情况。这种个别成交价与价值的普遍性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只有在竞争和完美运作的市场，我们才能期望市场上的个别成交价向代表价值普遍性的平均价靠拢。但请注意，正是因为价格可以偏离价值，价格才可以上下波动，因而比较可靠地代表价值的可能水平。但是，市场运作过程会产生许多阻碍价格向价值靠拢的机会和诱惑。所有资本家都渴望避免竞争，以垄断价销售产品。企业因此致力于塑造品牌，而且在销售中大量使用商标；耐克（Nike）正是靠这种做法，得以向消费者索取垄断价，使其产品永远偏离运动鞋生产的统一价值标准。价格与价值这种数量上的偏差造成一个问题。资本家必然是对价格而非价值做出反应，因为他们在市场中只看到价格，而且没有辨明价值的直接方法。价格偏离价值时，资本家便必须对误导人的价值表现形式，而非根本的价值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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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给所有东西贴上价格标签，无论那些东西是否为社会劳动的产品。我可以给一块土地标价，向使用它的人收取租金。我也可以像华盛顿K街的那些政治说客，合法地花钱购买在国会中的影响力，甚至无视应有的规范，把良心、荣誉和名誉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市场价格与社会价值不但有数量上的偏差，也有性质上的差异。我可以靠贩卖妇女、毒品或秘密销售军火发财（这是当代资本体制中利润最丰厚的3种生意）。更糟的是（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可以在货币不是资本的情况下，利用货币赚取更多货币，仿佛它们就是资本。货币信号偏离社会劳动的应有逻辑。我可以创造出大量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我把这些货币资本借给别人去做一些完全不能创造价值的事，但这可以带给我丰厚的货币报酬（我可以收到可观的利息）。国家为了打仗而发行公债，总是仰赖虚拟资本的流通而获得融资：人们借钱给国家，国家以税款支付利息，国家不仅没有创造任何价值，还因为打仗而摧毁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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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因此还有一个矛盾。货币理应表现创造性劳动的社会价值，但它却呈现出虚拟资本这种形式；虚拟资本的流通借由种种非生产活动（不会产生价值的活动）榨取财富，最终填满金融业者和债券持有人的荷包。如果你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话，你只需看看最近的房市走势，便能明白我的确切意思。围绕着房产价值的投机活动不是一种生产活动，但是在2007~2008年之前的颇长时间里，大量虚拟资本涌入房市，因为这种投机活动的报酬相当高。信贷宽松促使房价上涨，房屋快速周转，造就大量机会从房产交易中赚取丰厚的佣金和服务费。把许多房屋抵押贷款（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打包成担保债务凭证（CDO），则创造出一种可以卖到世界各地的债务工具（一种虚拟程度更高的资本）。金融业者把这些虚拟资本工具卖给世界各地的投资人；这些金融商品获得信用评级机构很高的评级，仿佛就是“与房产一样安全”的投资，但许多此类商品最终证实一文不值。这是虚拟资本失控的情况。我们至今仍在为这种离谱的事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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