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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货币形式衍生的矛盾是多重的。如前所述，表现形式发挥其表现功能之余，也会造成歪曲。我们拿黄金或白银代表社会价值，是以生产这些贵金属时的独特情况，作为所有商品内含价值的一般度量。我们实际上是拿一种独特的使用价值（黄金这种金属），代表普遍的交换价值。最重要的是，我们以某种方式代表本质上属于社会的东西，结果令它变成一种可以被私人占用的社会权力。最后这个矛盾对资本的矛盾有深远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可能造成毁灭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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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货币使社会权力可为私人占有和独家利用，这一事实令货币成为人类种种有害行为的核心因素——对金钱势力的欲望和贪婪，无可避免地成为资本主义政治体的核心特征。所有拜物行为和信念均以此为中心。货币成为一种社会权力，渴求货币本身成了一种目的，而这扭曲了单纯促进交易所需的货币的简洁供需关系。这严重干扰了资本主义市场据称拥有的理性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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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是人类的天性吗？这无疑是个可争论的问题（例如马克思便不这样认为）。但是，可确定的是，货币形式兴起，以及货币可以被私人占有的事实，已为种种人类劣行（那些绝不正直或高贵的行为）激增开拓出一个空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人们会借由一些仪式抛弃累积的财物。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不但容许财富和权势的积累，还欢迎这种积累，视之为值得钦羡的事。这促使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0年的《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中，写下他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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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财富如果不再具有很高的社会重要性，道德规范将大大改变。届时我们将得以废弃已经折磨我们200年的假道德原则；因为这些假道德原则，我们把一些最令人厌恶的人性特质奉为最高美德。我们将胆敢正确地评估求财动机的价值。许多人因为希望拥有钱财而热爱金钱（这与因为希望以钱财为工具，享受人生和解决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而热爱金钱是不同的）。我们将认清这种习性的本质：这是一种有点可憎的病态，是那种我们会带着恐惧交给精神病专家处理的、半罪恶半病态的习性。许多社会习俗和经济惯例影响财富和经济奖惩之分配，即使它们本身非常可憎和不公义，但因为它们对促进资本的积累非常有用，我们现在不惜代价维护它们，但一旦迎来上述的巨变，将终于可以自由地摒弃它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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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针对这一切，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批判？因为投机型虚拟资本的流通无可避免地导致崩盘，造成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损失（其中最脆弱的群体承受的打击更加惨痛），毫无保留地攻击过度的投机活动和促进投机的货币形式（主要是虚拟的货币形式），必须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因为这些投机形式促使社会不平等程度严重恶化，而且支持一种畸形的财富和权力分配，导致新兴的寡头阶层（恶名昭彰的顶层1%——实际上是更恶名昭彰的顶层0.1%）如今实际上近乎垄断全球的财富和权力，这种情况也为攸关人类大众未来福祉的阶级斗争划下明显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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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过是冰山一角。值得重申的是，货币与价值分不开，一如交换价值与货币分不开。三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交换价值变弱，而且最终完全失去对社会中使用价值的生产和分配的引导作用，我们将不再需要货币，而且与货币的用途（作为资本）和占有（作为社会权力的完美来源）有关的所有贪财病态也将消失。建立一种没有交换价值，因此也就没有货币的社会秩序，这一乌托邦式的目标必须说清楚。但中期而言，我们必须设计一些可以促进交易，但禁止私人累积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准货币形式。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凯恩斯在他颇富影响力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便引述“得不到应有重视的奇人先知格塞尔（Silvio Gesell）”的说法；格塞尔很久之前便提议，我们应该创造一种不使用将会氧化的准货币形式。商品（使用价值）会腐败变质，货币形式（交换价值）不会腐败变质，两者之间的根本不平等必须纠正。格塞尔写道：“货币必须会像报纸那样过期、像土豆那样腐烂、像乙醚那样挥发，才能通过检验，成为买卖报纸、土豆、乙醚和铁器的工具。”[3]如今因为有电子货币，这种构想已经可以用以前不可能做到的方式实现。我们可以轻易地把“氧化时间表”写进管理货币账户的计算机程序里，使不用的货币超过某段时间便自动销毁（就像飞行里程过期不用便作废一样）。这切断了货币3种基本功能（流通工具、度量标准，以及更重要的价值储存工具——因此是累积私人财富和权力的首要工具）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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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推动这种变革，经济的其他方面显然必须广泛调整。货币如果会氧化，我们将不可能储存货币以备未来之需。例如退休投资基金将会消失。这似乎很可怕，但事实不然。一方面，退休投资基金本来就不可靠，很容易变得一文不值（潜在原因包括基金未注入足够的资金、基金管理不当、股市崩盘，以及通货膨胀）。正如许多领退休金的人如今发现，基于货币的退休基金并不可靠，其价值取决于许多条件。另一方面，社会保险（Social Security）则是一种退休金权利制度，理论上不仰赖储存货币以备未来之需，而是由今天的劳动者供养已退休的劳动者。以这种方式安排未来的收入，远优于储蓄并期望获得不错的投资报酬。如果人人都得到某种水平的最低所得保障（或某水平的最低使用价值保障，而各种使用价值采用某种集体管理方式），则我们将完全不需利用某种货币形式，靠私人储蓄获得未来的经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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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因此必须把焦点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也就是借由社会劳动持续创造使用价值，同时杜绝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生产活动的主导作用。例如马克思便认为货币体系内的改革，本身不足以瓦解资本的权势，而相信货币形式的小修小补可以带动革命性变化是不切实际的。我认为他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不过，我认为他的分析也表明，资本的替代物要发展出来，需要以下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交易的组织方式必须彻底重新安排，货币对社会生活以至我们的世界观和道德观（如凯恩斯指出）的主宰力量必须根本消除。想象一种没有货币的经济体，有助于我们了解资本主义替代体制的可能模样。考虑到电子货币以至货币替代物的潜力，没有货币的经济体可能已经不再那么遥不可及。像比特币（Bitcoin）这样的新形式网络货币的兴起，显示出资本本身正在创造新的货币形式。因此，对左派来说，围绕着这个终极目标表达自身的政治抱负和政治思想，是适时和明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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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考虑眼前一个特别危险的问题，上述的另类货币政治便显得更加必要和迫切。货币的当代形式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非物质的社会劳动采用一种有形的表现形式（例如黄金或白银），而这种有形表现形式如今由货币以一种抽象形式（纯粹是计算机屏幕上的一些数字）代表。既然货币现在只是一些数字，它的潜在数量便是无限的。这令以下错觉得以流行：货币资本的无限和无止境增长不但是可能的，还是值得追求的。但是，我们即使只是随便看一下社会劳动发展和价值增加需要的条件，便知道无止境的复合增长是不可能的。本书稍后将谈到，这正是资本最危险的3个矛盾之一（追求无止境的复合增长）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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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背后如果有某种实体商品支持，则无论这种关系多么微弱，货币都将受这种实体商品的可得数量和相对稀缺性约束；物质上的限制将使我们无法无限创造货币。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的货币供给放弃货币的金属基础，创造出大量潜在的新矛盾。任何人只要获得授权，都可以无限印钞。货币供给掌握在人类建立的机构如中央银行手上，而这些机构是容易犯错的。这产生高通货膨胀的危险。20世纪70年代末通货膨胀上扬（尤其是美国）一段短时间之后，世界主要央行的官员在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领导下，全都向不惜代价抑制通货膨胀的单一政策目标靠拢，因此也就放弃央行对促成充分就业的责任；这种发展完全不是出于偶然。欧洲国家建立欧洲央行来处理欧元事务时，对该行的唯一要求是控制通货膨胀。这种安排因为欧洲几个国家受主权债务危机冲击，2012年之后产生灾难性结果。这证明一件事：资本为了约束自身造成的离谱现象而设立的机构，有长期无能的问题，也未能了解资本如今必定会采用的货币形式的内在矛盾。因此，2007~2008年爆发的危机由金融危机揭开序幕，是毫不意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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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出现在以下著作中：Paul Seabright(ed.),The Vanishing Rouble
:Barter Networks and Non-Monetary Transactions in Post-Soviet Societie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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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ohn Maynard Keynes,Essays in Persuasion,New York,Classic House Books,2009,p.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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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ilvio Gesell,(1916);http
:www.archive.org/details/TheNatural Economic Order,p.121.有关格塞尔构想的进一步讨论，可参考John Maynard Keynes,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and Money,New York,Harcourt Brace,1964,p.363及Charles Eisenstein,Sacred Economics
:Money,Gift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Transition,Berkeley,CA,Evolver Editions,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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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矛盾3 私人财产与资本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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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不会自己出现在市场上。买家和卖家在市场相聚进行交易，也就是以商品交换货币，或是以货币交换商品。交易要能完成，买家和卖家对他们手上的商品和货币必须拥有专属的处置权和占有权。交换价值和货币共同假定个体对商品和货币拥有私有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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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误会，我想先说明个别占用与私有财产的区别。所有活着的人使用物品时，都是占用了它们。我吃东西时占用了食物，骑自行车时占用了车子，写这段文字时占用了计算机。我可以使用的许多东西，当我正在用它们时，别人就无法使用。但是，有些东西即使我正在用，也不妨碍其他人使用。例如我收看某电视节目，并不妨碍其他人同时收看。此外，还有一些我们称为“公共物品”的东西，是大众共有和共享的，虽然其使用通常是有限制的。我们都使用街道，但一条街可以容纳多少人是有限制的，而且根据习俗和法规，有些事是不容许在街上做的（例如你不可以在纽约的街道上排便）。但是，就许多东西而言，使用者独占了他正在用的东西。这种排他的占用不等于私有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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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件东西是我的私有财产，则无论是否有人正在使用它，我都享有对它的排他性所有权。究其本质，商品交易假定一件事：我拿出来卖的商品，我自己并不想要或并不需要。事实上，所谓商品，就是生产出来给别人用的东西。私有产权赋予物主出售（转让）自己拥有的东西的权利，由此便产生“用益物权”（与使用有关的权利）与排他性永久所有权的差异。这种差异往往成了纷扰的根源，尤其是在殖民史上。例如许多地方的原住民是基于用益物权使用土地（从事游耕的族群便是这样），殖民强权则往往以排他性所有权夺走资源，导致大量冲突。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族群，或不时搬迁以利用肥沃土地的游耕族群，忽然发现因为有人在土地上设置栅栏和带刺铁丝网，自己无法再自由迁徙。他们经常发现自己无法再使用他们向来认为人人可用的一些土地，因为这些土地如今已经被某些人永久拥有，即使这些人可能任由土地闲置。北美原住民因此经历巨大的苦难。在当代非洲，当地人传统上的集体资源权利正被胡乱转变为一种排他的私有产权制度；这种转变由许多人认为形同诈欺的一些协议造成，例如传统上受托持有土地的村长，可能借由这种协议，把土地卖给外国人。许多人认为这构成资本和外国人的大规模“土地掠夺”，而他们的目的是控制非洲的土地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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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产权假定财产与物主之间有一种社会联系（social bond）；物主是法律上的个体，对其拥有的东西有处置权。拜巧妙的法律推理所赐，所有权如今不再仅限于像你我这样的自然人享有：公司和其他在法律上具有法人地位的机构，也可以享有财产所有权（即使一如许多人喜欢指出的那样，公司如果犯罪，不能像自然人那样接受监禁的惩罚）。这种社会联系的存在，获得几乎所有资产阶级宪法的承认，而它也把个体私有产权的理想及个体人权和“人的权利”概念，以及这些个体权利的学说和法律保障联系起来。个体人权与私有财产之间的社会联系，位居几乎所有政府契约论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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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产权在理论上可以永久持有：产权不会因为物主不使用财产而过期或消失，还可以借由继承代代相传。私有产权与不会氧化的货币形式因此有一种内在关联。只有后者可以永存。但是，货币发展出纸币和法定货币的形式，而它们的价值是会贬损的（例如因为通货膨胀而损失购买力）；这种发展损害了货币形式的永久性和稳定性，以及与私有财产之间起初稳固的关联。此外，根据无主物（res nullius）原则（最著名的拥护者是洛克），土地必须能够产生价值（也就是涉及利用社会劳动去生产商品），土地的私有产权才是正当的。原住民未能善用土地产生价值（和剩余价值），不但成为英国人大规模剥夺爱尔兰人土地权利的理由，也成为“富生产力”的殖民者消灭“欠缺生产力”的原住民族群，以及剥夺其土地的理由（尤其是在美洲殖民史上和当前非洲多数地方）。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上述原则的当代版本是国家对私人土地的征用权：法律容许国家征用私人土地，改善土地的使用。因此，土地和货币私有产权的永久性都是有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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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产权制度的实行，有赖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通常会搭配货币形式的征税安排）去界定与私有产权和法人权利相关的契约义务，为此制定法律条文并执行法规。大量证据显示，远在私有产权制度占主导地位之前，国家的强制力便发挥重要作用，开拓出资本可以兴盛发展的空间。这种情况出现在欧洲从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体制的过程中。不过，在用益物权与私有产权之间，还有大量的公有产权或惯有权利，而它们往往仅限于特定的政体（例如某个乡村社群或范围较广的文化整体）。这些权利未必人人可享，但它们确实假定政体成员之间采用分享合作的治理形式。用益物权遭消灭，加上臭名昭著的圈占公有资源现象，已经造就了国家权力支持的个体化私有产权制度的主导地位，令这种制度成为交换关系和交易的基础。这种形式符合资本流通和积累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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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物要成为私有财产，就必须有清楚的界限，而且必须是可命名和可辨识的（以土地而言，这有赖测绘地籍图和建立土地注册机关）。不是所有事物都符合这些条件。我们几乎无法想象把空气和大气层分割为可以买卖的一份份私有财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为了建立所有权，近乎无孔不入：资本把个体化私有产权制度延伸至生物过程的核心，以及社会和自然世界的许多其他层面。例如有关事物自然过程的知识所有权，人类目前便正展开激烈的角力。眼下知识产权领域便充斥着争议和冲突。知识应该对所有人公开，还是由私人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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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私有产权制度，是支持资本运作的一种基础条件。它是资本运作的一种必要条件和建构：如果没有这种法律基础架构，交换价值和货币均无法以现行方式运作。但是，私有产权制度受各种矛盾困扰，而且一如货币，矛盾是多重而非单一的。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以及货币与它代表的社会劳动的矛盾，波及个体化私有产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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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最明显的一种矛盾，是以下三者之间的矛盾：个体私有产权的“自由”行使，国家强制监理权力的集体行使（这种权力负责界定私有产权和赋予这些权利法律形式），以及将它们密切联系起来的社会纽带。随着交换关系激增、货币形式兴起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演化，个体的法律定义和个人主义文化兴起。但是，除了最激进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以及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所有人都会同意，我们必须有某种形式的国家权力，才能维护个体化财产权和法律架构，像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等理论家所讲的那样，确保最大的非强制性个体自由。但是，这种权力制度是必须执行的，而我们正是在这时候使用国家机器，镇压和依法管制违反私有产权制度的行为，因为国家垄断武力和暴力的合法使用权。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利用它取得的暴力手段垄断权，保护和维持市场自由运作，进而保护个体化私有产权。我们利用集中的国家权力去保护权利分散的私有财产体制。但是，我们把人的地位和法律上的个体定义延伸至势力强大的公司和机构，这显然败坏了资产阶级的乌托邦梦想（基于以民主方式分散的所有权，建立人人享有个人自由的完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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