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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与东西的双重性并非资本所特有。我认为这是自然中一种普遍的存在状态，因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也是所有生产方式之下，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的一种普遍状态。我的生活是一个过程，在此同时，我这个人有东西的特性，而政府正是借此界定我的身份（姓名和某些编号！）。不过，资本以它的特别方式面对和调动这种双重性，这正是我们必须密切注意的地方。资本以价值持续流动的状态存在：价值持续流经我们已经辨明的物质形态（以及我们还未认识的其他形态）。持续流动是资本的首要生存条件：资本必须流通，否则将会死亡。资本的流通速度也很重要。如果我的资本可以流转得比你快，我将占有某种程度的竞争优势。因此，资本家承受着加快资本周转速度的显著竞争压力。在资本的历史上，加速的倾向显而易见。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技术和组织创新的目的，是加快事物的速度和减少物理距离造成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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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切皆假定从一个时刻过渡至另一个时刻是不会有问题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举个例子：我有钱，希望制造钢铁。我因此必须马上拥有生产钢铁所需的要素（劳动力和生产工具）。但是，铁矿和煤仍然藏在地下，把它们挖出来需要很长时间。炼钢厂附近可能没有足够的工人愿意出售他们的劳动力。我必须建一个鼓风炉，而这也需要时间。与此同时，我为生产钢铁准备的资金闲置着，未能产生任何价值。资金要转化为生产所需的东西，受诸如此类的潜在障碍阻挠，而损失时间将导致资本贬值，甚至直接损失资本。只有在克服所有障碍之后，资本才能流入实际的生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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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中也有各式各样的潜在问题和障碍。生产钢铁需要时间，需要多少时间则受工作过程的紧凑程度影响。虽然资本家可以尝试以各种组织和技术创新缩短生产时间，物理障碍令生产时间无法缩短至零。此外，工人不是机器，他们可能罢工或怠工。为了持续生产，资方必须建立对员工的控制，并且与员工协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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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生产出来后，必须卖出去。商品可能闲置在市场上一段时间，然后才有买家出现。如果所有人手上都有够用数年的钢铁，则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有买家。假如这样，以商品形式存在的资本将变成死资本，因为它已经不再流通。生产商为了自己的利益，会希望顾客每隔一段时间便必须购买新商品，而且这段时间最好还能不断缩短。钢铁厂商可以考虑的一种做法，是生产很快生锈的钢铁，使得顾客必须快速替换钢材。不过，对手机和电子产品厂商来说，缩短消费者替换产品的时间容易得多。按计划报废、创新，以及不断改变的潮流，在资本主义文化中已是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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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亟欲超越或绕过流通障碍，而且也非常渴望周转顺利和加快周转速度，资本家为此想出各种策略和快捷方式。例如生产商可能希望马上卖出他们制造出来的商品。对他们来说，把商品打折大量卖给中间商是比较轻松的事（因为进货价打了折，中间商有机会分享到剩余价值）。中间商（批发商和零售商）承担把商品卖给最终消费者的成本和风险。借由追求效率和规模经济（同时剥削员工），中间商能以较低的成本把制造商与最终消费者联系起来（所谓成本较低，是相对于制造商自己负责营销而言）。中间商因此令资本的流动变得比较顺畅，并且使制造商得到比较可靠的市场。但消极的一面是，中间商最终可能对制造商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可能迫使制造商接受较低的收益率（这正是沃尔玛的策略）。另一方面，制造商也可以试着利用未售出的商品，取得贷款或预付款。但是，在这方面，银行业者、金融业者和折扣商可能发挥他们的自主权力，成为影响资本流通和积累的一个活跃因素。旨在维持资本持续流动的社会策略是一把双刃剑。这种策略或许能达到促进流通的直接目标，但也会制造积极发挥影响力的权势集团，包括中间商（例如沃尔玛）和金融业者（例如高盛），而这些权势集团可能会追求自身的特殊利益，而不是为资本的整体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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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流通中固定与移动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因为一些纯粹物质面的问题而加剧。此类问题集中在固定资本的长期投资上。为了使资本得以在空间和时间中自由流通，我们必须创造出固定在某些空间的实体基础设施和人造环境，例如固定在土地上的道路、铁路、通信塔和光纤电缆、机场和港口、工厂大楼、办公大楼、房屋、学校和医院等。比较可以移动的固定资本也有很长的寿命，例如船只、卡车、飞机和火车、工厂机器和办公设备，以至我们日常使用的刀叉、盘子和烹饪用具等。我们浏览圣保罗、上海或曼哈顿的城市景观时会发现，这些固定资本规模庞大，而且多数是不可移动的；至于可移动的固定资本，如果要在它们还能使用时替换，必然会损失价值。资本积累的矛盾之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于持续流动的资本，这些为了生产和消费而创造出来的长寿且往往不可移动的资本将越来越多。资本永久面临这样的危险：因为需要越来越多的固定资本，假以时日，资本将会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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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本与流通资本有矛盾，但它们相互依赖，缺一不可。如果流通资本要加速流动，则促进流通的资本的流动必须放慢。但是，不能移动的固定资本（例如集装箱码头）必须有人使用，才能实现其价值。没有船只使用的集装箱码头是无用的，投资在码头上的资本将血本无归。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轮船和集装箱码头，商品将无法运到市场上。固定资本构成支持资本流通的物质世界，资本流通则使我们得以回收投资在固定资本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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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与移动之间的根本矛盾，也造成另一层面的困难。旨在令资本流动比较顺畅的社会策略（例如中间商的活动，以及影响力更大的金融业者的活动）结合土地固定的物理问题，使得连着土地的财产得以占有部分剩余价值。这种基于不动产的特别资本榨取租金，主导土地投资，同时冷酷地从事土地、自然资源和房产价值方面的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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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曾开心地期望“食租者的安乐死”。[1]凯恩斯期望能实现的这个政治理想包含所有拥有资本的人，而这一理想至今当然仍未实现。例如土地现在是更重要的一种虚拟资本，而土地所有权（或分享未来租金收入的权利）是可以在国际上买卖的。现在的“土地”概念，当然包含过去累积下来的所有基础设施和人为改造结果（例如伦敦和纽约逾一个世纪前兴建的地下铁路），以及尚未摊销完的近期投资。食租者和土地权益所有人压制经济活动的潜在威胁，如今甚至更严重，尤其是因为它们受金融机构的支持，而金融机构沉迷于租金、房价和地价不断上涨带来的报酬。我们之前已经谈过的房价大涨和崩盘，便是典型的例子。值得玩味的是，这种现象至今仍未消失。它们如今已经演变成世界各地惊人的土地掠夺（从资源丰富的印度东北部到非洲，以至拉丁美洲许多地区）：机构和个人都希望借由拥有土地和土地上的所有资源（包括“自然”和人造的），保障自身的财务前景。由此看来，我们未来可能将面对土地和资源稀缺的情况（基本上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情况，基于一种垄断和投机力量——正是石油公司长期以来发挥的那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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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租者阶级的权力仰赖它对固定物的控制，但与此同时，它也利用流动的金融力量在国际上兜售其商品。近年房市发生的事，正是典型的例子。美国内华达州的房屋所有权卖给世界各地的投资人，他们最终被骗走数以百万美元计的金钱，而华尔街和其他金融掠夺者则享受他们的奖金，以及靠不正当手段取得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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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是：流动与固定，以及过程与东西之间的紧张关系，何时及为何会演变成一种绝对矛盾（尤其是食租者阶级占有过多权力这种情况），进而酿成危机？这种矛盾显然可能发展成局部的压力和危机。如果商品不再流动，协助流动的东西将变成必须抛弃的无用之物，租金报酬将崩跌。漫长且痛苦的去工业化历史，已经导致一些城市（例如底特律）严重流失经济活动，因此损失极多价值；与此同时，另一些城市（例如中国深圳和孟加拉国达喀尔）则成为某些经济活动的中心，若要成功必须大量投资于固定资本，加上榨取租金和兴旺的房地产市场。资本的历史不乏局部的繁荣和崩坏的故事，而在很多此类例子中，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固定与移动之间的矛盾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在这种例子中，资本的创造性破坏作用，在人类所处的物质景观中彰显无遗。创造与破坏之间的平衡往往难以辨识，但去工业化、房产价值与地租的波动、撤资和投机型营建活动强加在一地全体人口身上的代价，全都源自固定与移动之间永久存在的根本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偶尔会在特定地方变成一种绝对矛盾，进而酿成严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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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可以从上述分析中推导出怎样的另类政治抱负？一个显而易见的当前目标，是禁止房地产所有人利用他们控制的固定资产榨取租金。食租者顺畅地跨地域买卖不动产合法产权的能力，也必须受到约束；近年来房屋抵押贷款被包装成担保债务凭证，在世界各地买卖，便是这种交易的一个例子。土地、资源和已摊销的人造环境，应归入公共财产资源的类别，替使用和倚赖它们的群体当作公共物品来管理。最近一段时期常见房价、地价不断高涨的情况，但人们整体而言完全没有因此得益。金融投机与实体基础设施（和其他形式的固定资本）投资的关联也必须切断，以便实体基础设施的建造和使用不再受金融考虑支配。最后，基础设施的供给，必须优先考虑使用价值。如此一来，社会秩序只能探索政治集体（political collectivities）可以如何理性地规划，确保社会可以创造和维持必要的实体设施使用价值。只有这样，过程与东西、固定与移动之间显然总是复杂的关系，才能妥善协调以服务公益，而非被利用来支持无止境的资本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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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ohn Maynard Keynes,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New York,Harcourt Brace,1964,p.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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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矛盾7 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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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流动时，会经过两个主要关卡，它们记录资本达成数量增长（利润的根源）的表现。在劳动过程或同等的过程中，工作增加价值。但是，增加的价值是隐含的，直到商品在市场上卖出才得以实现。资本的持续流通，有赖资本成功通过两个关键时刻（成功的程度以利润率衡量）：首先是劳动过程中的价值生产，然后是市场上的价值实现。但是，资本流通过程中这两个时刻的必要统一，是一种矛盾统一。那么，这一矛盾的主要形式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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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分析中，马克思为了研究支撑利润的剩余价值如何产生，假设市场上价值实现的问题完全不存在。假设其他条件相同（当然，我们知道实际上永远不会相同），我们会预期资本有很强的动机尽可能降低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尽可能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尽可能使劳动者承担自身的再生产成本（借由家庭活动和工作），以及令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尽可能听话和守纪律（必要时动用强制手段）。为此，资本若能有大量受过训练但闲置的劳动力（马克思称之为“产业后备军”）可以随时利用，那便再好不过（虽然这或许并非必要），因为这可以令有工作的人不敢有太高的期望。如果现实中没有这样的剩余劳动力，则资本必须把它制造出来（以下两股力量因此非常重要：技术演变造成大量劳动者失业，某些国家忽然为全球市场增加许多劳动力，例如近30年来的中国）。对资本来说，以下两件事也很重要：尽可能阻止劳动者以任何形式组织起来，动用所有可行手段阻止劳动者发挥他们对国家机器的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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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推断，资本的这些作为最终将产生一种两极化的情况：资本家的财富越来越多，劳动者阶层则不但日趋贫穷，地位日低，还越来越没有尊严和影响力，尽管财富实际上是劳动者制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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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连有造诣的左派学者也多数不熟悉这一卷），马克思研究价值实现的条件，假设价值生产过程中没有问题。他推断出一些令人不安的初步结论（他没有写完这一卷）。如果资本一如《资本论》第一卷的分析，用尽所有手段确保剩余价值能生产出来，并由资本家占有，则劳动者在市场上产生的总需求将倾向受限，甚至是有系统地遭削弱。此外，如果家庭被迫承担劳动者的社会再生产成本，劳动者将不会在市场上购买商品和服务。讽刺的是，劳动者承担越多自身再生产的成本，他们替资本工作的动机将越弱。此外，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失业人口）也不能支持总需求增长（除非国家提供慷慨的收入补贴），一如工资下跌（包括国家减少对社会工资的贡献）不能支持市场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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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中有严重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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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作为商品的购买者，对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工人作为其商品（劳动力）的卖方，则受制于资本主义社会尽可能压低工资的倾向。还有一个矛盾：资本主义产能全力开动的时期，通常就是生产过剩的时候；因为产能运用受到的限制，并非只是价值的生产，还有价值的实现。但是，商品的销售，商品资本的实现（因此也就是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限于一般社会的消费者需求，而是受限于绝大多数人总是贫穷且必须总是贫穷的那种社会的消费者需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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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有效总需求（有别于贫穷的群体对必要的使用价值的社会需求）不足，对资本持续积累构成严重的障碍。这会导致利润萎缩。劳动阶级的消费需求，是有效市场需求的重要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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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永远面临这种矛盾。资本体制可以尽可能促进剩余价值的生产，不惜危及资本在市场上实现剩余价值的能力；它也可以令劳动者得到赋权，借此维持强劲的有效市场需求，但这可能危及它借由生产活动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换句话说，如果资本像《资本论》第一卷分析的那样顺利运作，站在《资本论》第二卷的角度，它很可能会陷入困境，反之亦然。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运作方式，比较接近《资本论》第二卷指示的需求管理立场（强调价值实现的条件），但在这一过程中，它在生产剩余价值方面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尤其是组织良好、政治势力强大的劳动阶级运动造成的问题）。因此，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些国家的资本在经过与劳动者的激烈斗争之后，转向比较符合《资本论》第一卷分析的供给侧立场，强调创造有利条件，促进剩余价值的生产（手段包括降低实质工资、镇压劳动阶级组织，以及普遍剥夺劳动者的权利）。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这种趋势，我们如今称之为新自由主义。它解决剩余价值生产的主要问题，但代价是制造出市场上的价值实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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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当然是一种粗略的过度简化，但它很好地说明：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在历史上何其显而易见。这例子也清楚地显示出危机形成和解决的过程，因为危机被人在生产与实现之间来回转移而紧密相连。有趣的是，经济政策和理论也出现相应的转变。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学派的有效需求理论（大致符合《资本论》第二卷的分析）支配主流经济思想，但约从1980年起，占主导地位的变成货币学派的供给侧理论（大致符合《资本论》第一卷的分析）。在我看来，把这些经济思想和公共政策的历史，放在两卷《资本论》所反映的生产与实现矛盾统一的脉络下来理解，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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