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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生产与实现的矛盾，可以借由一些方法调和。首先，即使薪资下跌，我们仍有办法增加需求，包括扩大劳动人口的规模（例子之一，是中国约从1980年起，动员闲置劳动力投入生产），扩张资产阶级的炫耀性消费规模，或是创造出不从事生产但有可观购买力的阶层（政府官员、军人、律师、医生和教师等等），并扩大其规模。调和矛盾还有一种更重要的方法：利用信贷。原则上信贷完全可以用来在同等程度上支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这一方法最明显的例子，是金融业者放款给房地产开发商去建造投机性质的房屋，同时发放房贷给消费者去购买这种房屋。问题当然在于这种做法很容易造成投机泡沫，一如导致2007~2009年市场崩盘的那种泡沫（主要发生在美国房市，但也出现在西班牙和爱尔兰）。建筑业兴旺、泡沫化和崩盘的悠久历史，证明此类现象在资本的历史上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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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信贷系统的介入在某些方面显然是有益的，也确实在困难时期发挥过支持资本积累的作用。生产与实现的矛盾，因此被推回到货币与价值形式的矛盾。生产与实现的矛盾在信贷系统中被内化，而这系统一方面从事疯狂的投机活动（导致房市泡沫的那种投机），另一方面则减轻资本流动的许多困难，使资本得以跨越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稳定地持续流动。限制信贷运作，会加重生产与实现之间的潜在矛盾；解除对信贷系统的管制，则会导致不受约束的投机活动，尤其是围绕着资产价值的投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货币与货币代表的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一天不能化解，根本问题就一天无法解决。三种不同矛盾之间的相互关联，是频繁发生的金融和商业危机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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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与实现的关系还连着一些次要矛盾。价值增加无疑是拜生产行为所赐，而价值增加多少主要取决于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对劳动者的剥削；尽管如此，拜流动的持续性所赐，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得以发生在流通过程中一些不同的环节。组织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资本家，未必是实现价值的人。中间商、银行和金融业者、地主和房产所有人，以及税务部门的介入，令价值和剩余价值得以在多个不同环节实现，而这种实现有两种基本形式。例如中间商和金融业者可以对生产商施加巨大的压力，借此把直接生产商的收益率压至某个最低水平，自己则坐享厚利，譬如沃尔玛和苹果公司在中国便是这么做的。在这例子中，价值的实现不但跨领域，还跨越重洋发生在另一个国家（创造出一种相当重要的跨地域财富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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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生产与实现矛盾的另一种做法，是把劳动者替自己争取到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收回来，办法是收取过高的价格，或是对劳动阶级收取费用、租金或税金，显著压低他们可自由支配的所得和生活水平。这种方法也可以借由操控社会工资去做，目的是收回劳动阶级在退休福利、教育、医疗和其他基本服务上争取到的权利，借此支持剥夺式积累的政治操作。目前许多国家诉诸撙节政治，正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资本或许会在生产环节对劳动者的要求让步，但可能借由在生活中过度压榨劳动者，连本带利收回在生产环节让渡或损失的利益。高昂的租金和居住成本，信用卡公司、银行和电信公司收取的过高费用，医疗和教育私营化，以及对使用者收取费用和罚款等等，上述这些都会对弱势群体造成经济负担，即使这些成本并未因为各种掠夺手段、任意课征的税项、累退税、过分的法律费用或其他因素而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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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些行为是主动而非被动的。借由社区中产阶级化、强迫搬迁，甚至有时会动用暴力清场手段，把低收入和弱势群体驱离高价值地段（或试图这么做），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是一种行之已久的做法。里约热内卢遭驱逐的贫民区居民、首尔自建房屋的住户、因国家征地而失去住家的美国人，以及南非简陋木屋的居民，均曾面对上述手段。在这例子中，生产是指生产空间，而实现则是指因地租和房产价值上升而获得资本利得——获益的因此通常是房地产开发商和食租者，而非其他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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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除了影响劳动者，还同样影响资本。合理的推论是：工作和生活这两个领域的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也必须有一种矛盾统一。可惜左派大致上不重视这个结论，甚至完全忽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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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矛盾衍生的政治抱负，是把生产与实现的关系反转过来。实现应代之以发现和说明整个群体需要的使用价值，然后再精心安排生产活动以满足这些社会需求。这种改变或许难以迅速做到，但基本需求的供给逐渐去商品化是可行的长期计划，非常符合以下观念：经济活动的基本驱动因素，应该是满足使用价值需求，而非无止境地追求增加交换价值。如果你认为这一目标高不可攀，重温一些历史经验应该是有用的：欧洲的社会民主国家（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起，把经济导向需求面管理，以求稳定资本体制。虽然这些国家并非全心全意这么做，它们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反转了生产与实现的关系。这么做，是过渡到反资本主义经济的必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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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arl Marx,Capital,Volume 2,Harmondsworth,Pelican Books,1978,p.391.《资本论》第一卷与之对应的段落，可在Penguin版本的第799页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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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第二部 变化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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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变动的矛盾而言，我们必须先描述矛盾的本质，然后再大致评估它目前的形式。了解矛盾的演化轨迹，就能推测未来的可能情况。这种演化并非预定的，也不是随机或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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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根本矛盾并非互不相关。它们以多种方式密切联系起来，为资本积累提供基本架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矛盾1），有赖货币的存在，而货币与社会劳动这种价值是有矛盾的（矛盾2）。交换价值及其度量标准（货币）假定交易双方有某种法律关系，我们因此接受个体拥有私有产权，并且需要一种法律架构或一套惯例来保护这种权利。这导致个体化私有产权与资本主义国家集体性之间的矛盾（矛盾3）。国家垄断暴力的合法使用权，以及法定货币（首要的交易工具）的发行权。货币形式的永久性与私有产权的永久性之间有很深的关联（有前者就必须有后者，反之亦然）。非公共个体可以借由交易，合法和自由地占有社会劳动的成果，也就是占有公共财富（矛盾4）。这构成形成资本家阶级权力的货币基础。但是，资本必须仰赖劳动力商品化，才能有系统地再生产资本。劳动力商品化解决了以下问题：基于平等原则的市场交易体制，怎样才能产生不平等的利润？这个方法意味着我们必须把社会劳动（我们替其他人所做的劳动）转化为异化的社会劳动（纯粹为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所做的劳动）。结果是资本与劳动之间产生一种根本的矛盾（矛盾5）。这些矛盾决定了资本经历多种物质形式的持续流通过程，而这意味着在资本的范畴中，固定与移动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深（矛盾6）。在资本的流通中，资本的生产与实现必须有一种矛盾统一（矛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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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矛盾界定了一个政治疆域，我们可以据此设计一种替代方案，取代资本创造出来的世界。政治运作应倾向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倾向采用一种抑制私人累积财富和权力的货币形式，倾向瓦解国家与私有财产的联结体，建立多个互有重叠的集体管理的公有产权制度。私人占有公共财富的能力必须受到抑制，阶级权力的货币基础必须削弱。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必须化解，办法是着重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从事非异化劳动的能力，由他们在替其他人生产必要的使用价值时，决定自身的劳动过程。固定与移动之间的矛盾永远无法彻底解决，因为这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普遍情况。但我们必须设法管理固定与移动关系，对抗食租者的权力，帮助我们持续和可靠地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最后，我们不应再为生产而生产，迫使人们投入疯狂和异化的消费主义世界；我们应理性地组织生产，提供必要的使用价值，使人人都能得到适当的物质生活水平。实现应转化为一种基于需要的需求，而生产则以满足这种需求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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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长远政治思考的大方向，是要帮助我们建构一种资本的替代物。我们应当根据这些大方向，评估具体的策略和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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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时何地，以上根本矛盾都是资本固定不变的特征。我们接下来要谈到，这些矛盾唯一不变的是它们持续在变。由此衍生的政治经济学，因此与自然科学模型有本质上的不同；在自然科学中，可以大致假定我们阐明的原理在所有时空皆成立。如阿瑟（Brian Arthur）在他富洞察力和教育意义的著作《技术的本质》（The Nature of Technology）中指出，“基本定律”（以本书而言则是“根本矛盾”）的表现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它们形成的形态假以时日也会改变并形成新的形态。每一个新形态，每一套新安排，会产生新的经济结构，取代旧结构，但构成结构的基本要素（也就是基本定律）则一直不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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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变动的矛盾而言，我们必须先描述矛盾的本质，然后再大致评估它目前的形式。了解矛盾的演化轨迹，就能推测未来的可能情况。这种演化并非预定的，也不是随机或偶然的。但因为演化中改变的速度通常较慢（通常是数十年而非数年，虽然有证据显示改变的速度正在加快），我们除了谈当前的困境外，还可以展望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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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变动的意义在政治上极其重要，因为不稳定和变动造成重要问题之余，也创造出政治机会。某时某地适用的政治思想和策略，换了时间和地点便未必适用。许多政治运动宣告失败，原因正在于它们诉诸早已过时的思想和抱负。逝世已久的政治理论家有些见解早已失效，我们不能抱着迎合这种无效见解的心，去研究和推测当前的政治策略和当代政治抱负。但这不代表研究历史就没有意义，也不代表历史记忆和传统不能带给我们解决当前难题的灵感。我们确实有责任以当下资本快速演变的矛盾为背景，写下我们自身未来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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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Brian Arthur,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What It Is and How It Evolves,New York,Free Press,2009,p.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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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矛盾8 技术、工作和人的可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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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构想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解决的核心矛盾，是生产力（可大致理解为技术能力和力量）惊人增长，但资本无法利用这种能力增进人类的共同福祉，因为资本决意维持现行阶级关系，而且阶级再生产、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相关机制也妨碍资本这么做。这理论认为，若任其发展，资本必将制造出日趋脆弱的寡头和财阀统治阶级结构；在这种结构下，世界上多数人口必将为生计奔波劳碌，或是被饿死。因为对这种物资充裕但分配越来越不平等的情况感到绝望，群众将自觉地组织反资本主义革命（根据列宁主义者的说法，是由一个先进的政党领导），摧毁阶级统治，然后重新组织全球经济，令地球上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资本惊人的生产力原本有望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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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述分析说对了不止一点点（例如我们目前似乎已相当接近制造出一个全球财阀统治阶层），而在转变机制方面，革命热情也并非只有一点点，但我总是觉得以上说法过于简化，甚至可能有根本的缺陷。不过，有一件事是很明确的：资本使生产力惊人增长，构成一种矛盾中的一个方面，而这种矛盾总是有可能忽然恶化成危机。并不完全清楚的是，与此对立的确切是什么。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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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可以定义为利用自然过程和事物，制造产品满足人类的目的。技术从根本上界定了一种与自然的具体关系——一种动态和矛盾的关系。我们稍后将深入讨论这个极其重要的矛盾（见矛盾16）。在这里我们只需认识到它的存在，以及它的流动性和动态性质。相对于其他力量（例如军队、国家机器和公民社会里的各种其他机构），资本直接和独特的目的是追求利润，而这体现在社会上是无止境的资本积累，以及资本家阶级权力的再生产。这是资本最强烈追求的目标。资本家为此不断调整和改造技术硬件（机器和计算机）、软件（机器使用的程序），以及他们的组织形式（尤其是管理劳动力运用的命令与控制结构）。资本的直接目的是提升生产力、效率和利润率，以及创造新的产品线（如有可能，还希望不断提高产品线的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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