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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派不同的人做不同的工作，涉及不同的薪资水平。民族、种族、宗教和性别偏见与歧视，深刻影响整个劳动市场如何区块化和碎片化，也影响薪酬如何决定。例如人们认为肮脏和低贱的工作，往往薪资微薄，多数是留给最弱势和脆弱的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来自南亚、有软件工作资历的移民，则自动获得技术劳动者地位。更令人不满的是，即使是同一行业相同的工作，薪资也可能因性别、人种和族群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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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之中围绕着地位和技能认可的斗争，实际上是劳动者争取较好人生机会的斗争，延伸出去是资本家维护赢利能力的斗争（这是问题的核心）。站在资本的立场，劳动市场区块化、碎片化和内部竞争激烈，显然非常有用，甚至至关重要，因为这可以阻碍形成一致和统一的工会组织。资本家可以刻意采用分而治之的手段对付劳动者（例如通过助长和煽动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他们确实也经常这么做。促使各社会群体为了追逐较有利的工作地位而激烈竞争，成了资本剥夺劳动者的整体权力，更有力和全面控制劳动市场和工作场所的一种主要手段。典型的工会组织方式是在各行业分别成立工会，而不是成立某地区的跨行业工会。这种组织方式也妨碍劳动者统一行动，即使工会本身努力尝试扩大服务范围，不再仅照顾组织内部会员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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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体制当中围绕着技能、技能规格及其酬劳的整体阶级斗争历史，是迄今未曾从批判的角度好好撰写的最重要历史之一。以下评论因此是一些初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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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作为原始积累首要形式，发现它必须控制工业生产中的劳动过程。此时资本发现，各行业之中有根深蒂固的分工方式和技能结构，十分依赖工匠。劳动者可以在“屠夫、面包师和烛台制造师”这样的职业中磨炼技能，希望他日掌握技能，赢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欧洲人多数务农（自耕农或无土地的农工），或是替王室、拥有土地的贵族和商业资本家服务（主要是当家政佣工和侍从）。这种服务有其自身的人际、家政和社会政治技能要求。城镇里的工匠从事各种职业，当中有些受公会和学徒制度规管。公会制度垄断了专门技术能力的供给。木工通过木匠公会学会如何使用他们的工具，宝石工匠、钟表匠、炼铁师、织布工、铁匠、挂毯师、鞋匠、钉子和枪炮制造者也都是这样。借助社团式公会组织，一群群的劳动者可以得到和维持较高的社会地位，并且替自己的工作争取到较高的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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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况下，劳动者垄断对生产条件和劳动过程的控制权。资本显然必须与劳动者争夺这种权力。资本在两条战线作战。首先，资本逐渐把它对私有财产的垄断权扩展到生产工具上，令劳动者失去在资本的监督和控制以外自我再生产的工具。如此一来，资本家便可以召集许多类型的工匠，指挥他们从事集体劳动，生产从钉子、蒸汽机到火车头等各种物品。虽然个别作业的狭义技术基础和相关技能并未大幅改变，分工合作的组织方式集合多种不同作业，促成效率和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市场上的商品成本快速下跌，在竞争上压倒传统的工匠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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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在他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不但广泛分析这种分工方式，还热烈赞美它。在著名的制扣针厂例子中，他强调生产过程中有组织的分工，如何促成技术效率和劳动生产力的惊人提升。资本家借助这种企业内部的“精细分工”（这是马克思后来使用的名词），利用工人不同的技能和才干，提升整体生产力和赢利能力。亚当·斯密据此推论，企业之间和产业之间普遍的社会分工，也必将产生类似效果。就这一点而言，后来马克思相当用心地指出，社会分工的协调机制，不再可能是个别资本家根据理性设计原则组织合作活动，而将是一种比较混乱和无政府的协调方式——市场中波动不定的价格信号，成为不同企业和产业定量理性（quantitatively rational）生产分工的关键决定因素。亚当·斯密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提醒国家尽可能避免干预市场价格（公用事业和自然垄断产业例外），并且奉行自由放任政策，以求市场的无形之手能以最高效地发挥作用。直到今天，许多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仍错误地深信“效率市场假说”，深信市场不但能有效地协调生产活动，还能协调好金融活动（尽管金融体系在2008年9月灾难性地失灵）。马克思推断，市场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将不断扰乱价格的均衡状态，而这将令社会分工变得不稳定，甚至可能不时引发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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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动者潜在垄断权力的另一种攻击，则是源自资本家驱使的技术变革，而我认为这种攻击的影响更加深远。这种技术变革多数是以削弱劳动者在工作场所和劳动市场的权力为直接或间接目标。技术变革始终偏向损害劳动者的利益，尤其偏向损害劳动者借由掌握罕见和可独占的技能而取得的那种权力。劳资关系的一个重要方向，向来是去技术化（deskilling）；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这个现象，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1974年出版、富影响力和争议性的《劳动与垄断资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令此现象再度备受关注。[1]布雷弗曼认为资本（尤其是垄断型资本）为了自身的利益，会希望贬低技能，进而摧毁替资本工作可能会有的自豪感，同时削弱劳动者的权力（尤其是在生产过程中）。劳资双方为此有长期的斗争。在19世纪，马克思大量引用资本主义思想家的理论［尤其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和尤尔（Andrew Ure）］，以此证明资本强烈偏好去技术化。布雷弗曼则很重视泰勒（Frederick Taylor）的科学管理努力；泰勒希望把生产过程分解为许多简单的生产作业，最好是简单到“受过训练的大猩猩”也可以做。这种“科学”是结合工时学（motion and time studies）和专门化技法，简化所有作业，希望借此在任何一个产业或个别企业，尽可能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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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布雷弗曼均认识到，为了执行大量劳动力去技术化所涉及的组织和技术广泛变革，某种程度的再技术化（reskilling）是必要的。工厂引进装配线，会使负责安装和管理装配线的工程师获得权力；负责引进机器人或计算机应用的工程师，也需要掌握一些新技术才能执行任务。马克思和布雷弗曼的批评者正确地指出，巴贝奇、尤尔和泰勒所写的，实际上是一些从未完全实现的理想构思，而这一方面是因为劳动者强烈抵制去技术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技术演变从来不是以控制劳动为唯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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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往往要求重新界定技能，某些劳动者可能因此获得优势。事实证明这一现象远比马克思或布雷弗曼所想的重要。资本想做的，不是消灭技能本身，而是消灭可独占的技能。新技能（例如计算机程序设计）变得重要时，资本想做的可能不是消灭这种技能（程序设计这种技能，最终或许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消灭），而是通过大量提供培训机会，防止这种技能被某些劳动者独占。掌握程序设计技能的劳动者，如果从相对稀缺变成非常充足，这种技能便失去其独占性，而资本雇用这种劳动者的成本也将大幅降低。计算机程序设计师供给非常充裕时，资本家将乐于视其为他们雇用的一种技术工人，甚至愿意支付较高的薪酬（相对于社会平均水平而言），而且在工作场所给予较多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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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技术在其自发动力驱使下，演化出越来越复杂的形态，分工方式也快速增加，而且经历性质上的转变。这不是简单的线性演化，部分原因在于阶级斗争的动力也牵涉其中，虽然这种斗争通常是资本占优势。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钢铁业有很多种专业技能（因为是专业，某程度上是可独占的技能），但随后大幅减少，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国会立法成立全国劳动者关系委员会之后；该委员会的权力，包括解决有关特定行业之中，哪些技能可以做哪些工作的跨管辖区争端。当代钢铁业的技能组合比以前精简得多。另一方面，某些行业（例如医疗、银行和金融）中的专业工作激增，而与电子和计算机化有关的全新领域出现，也衍生大量的各种新职业和工作规格。近年来，国家监管机构（例如美国的食品药品管理局、金融监理局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等）之中的专业工作，也出现惊人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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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分工和社会分工快速扩展，复杂性也暴增，这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这种演化并不是整体的有意识设计和决策的结果（并没有“分工部”这种国家机关命令大家怎么做），而是与技术和组织变革（受前述的系统力量驱使）同时发生。尽管某些产业（例如钢铁业和汽车业）的工作规格显著简化，而且某些职业遭到时代淘汰（例如点灯人，以及发达国家的运水工和拾荒者），分工仍出现上述演化。受这些方法影响，劳动生产力大增，生产活动的产量和产品种类也大幅增长。此外，各经济体的相互依赖程度也因此日益加深，影响的群体的规模越来越大，涉及的地域范围越来越广。一种必须注意的国际分工现象也出现了。这意味着社会分工当中的协调问题日益明显，而且波动的市场信号越来越有可能造成层层扩大的乱局。因此，在某些生产领域，借助命令、控制和商品供应链中的契约供应关系协调生产，成为比较普遍的做法：企业明确指定需要哪些投入要素（例如汽车制造业需要引擎、零件、轮胎、挡风玻璃和电子装置等），然后把这些要素的供给外包给市场上的厂商。但是，个别作业日趋简单、协调工作日趋复杂，结果便是失败和产生意外后果的风险不断增加。这促成一层全新的分工，产生大量新职业，涉及物流、法律、金融、营销、广告和其他商业服务。安全问题（从航空到医药到食品等）也变得比较迫切，各种活动的监控和质量控制手段也是如此。经济中的分工迅速发展，而与此同时，监管和行政权力的官僚分工也迅速发展——不但发生在典型的国家机器中，也发生在许多机构（例如医院、大学和学校系统）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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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分工在最近半个世纪经历蜕变。因此，19世纪批评家如马克思、滕尼斯、涂尔干和韦伯等人对分工问题的探索，并未触及一些重要的当代议题。以往有关分工的研究主要探讨特定国家的工业组织和工厂劳动，这些研究的发现至今无疑仍然有效。但是，分工日趋复杂，涉及的地理范围大幅扩大，协调问题因此出现性质上的骤变。国家监控和官僚职权大增，加上公民社会的组织形式广泛改变，造成更多问题。许多劳动和权力分工方式紧密相连，互相支持，还有一些分工方式则形成某种层级结构。我们越来越受制于米歇尔（Timothy Mitchell）所说的“专家统治”。[2]在资本的历史中，专家知识向来有其关键角色，专家的权力很难挑战。这方面的早期迹象（“组织人”、官僚管治等），引人注意分工当中浮现的专制和层级化特质。近十年来，专家的作用可说是经历惊人的增长，这对我们所处世界的透明度和可辨识度构成严重问题。我们全都依赖专家修理我们的计算机、诊断我们的疾病、设计我们的交通系统和保障我们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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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所谓“新国际分工”的兴起，为有关分工的讨论引进一个新观点。李嘉图（David Ricardo）谈论的比较优势理论，早就声称各国各有专业（专门生产某些东西），然后借助贸易互通有无，可以因为效率提升而获益。国际分工受自然因素影响（加拿大不能种植香蕉和咖啡，如同无铜无油的地方无法开采铜矿和石油），也受制于社会特征如劳动力技能、制度安排、政治体制和阶级形态，以及殖民和新殖民掠夺、地缘政治和军事力量等残酷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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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约从1970年起，国际分工情况无疑经历了戏剧性变化。西方工业区（1850年之后资本全球霸权的心脏地带）遭遇破坏和瓦解。生产资本开始转移到海外，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和1980年之后惊人崛起的中国大陆，还有墨西哥、孟加拉国、土耳其和世界许多其他地区的工厂，成为新的工厂劳动中心。西方国家大致上去工业化，东方和南半球则成为工业价值生产中心，同时维持初级商品生产者和为工业世界供应资源的传统角色。这些变化有个奇怪的特征：工业化以往确实可以提升人均所得，但如今在某些地方（例如孟加拉国）却倾向于维持普遍贫穷的状态，而非帮助多数人致富。一些国家因为石油或矿藏等天然资源而变得重要，但也遇到类似问题：它们受“资源诅咒”困扰，租值和权利金遭到精英阶层掠夺，大众则极度贫困（查韦斯掌权之前的委内瑞拉便是一个例子）。西方国家越来越致力于通过发展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加上知识产权、文化产品和独占企业（例如苹果、孟山都、大型能源公司和药厂等）构成日益巩固的体制，榨取租值。基于知识的活动也变得比较重要，这种活动利用受过瑞奇（Robert Reich）所称的“象征劳动”（相对于体力劳动）训练的劳动力。[3]随着上述种种变化的发生，全球经济中的权力关系和地缘政治形态看来也出现缓慢的结构转变。财富从东方流向西方的趋势持续约两个世纪之后，情况发生了逆转，而随着西方在2008年金融体系崩溃之后失去大部分动能，中国日益成为全球资本体制最富活力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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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一切当中的核心矛盾是什么？财富流动逆转和地缘政治权力格局改变，显然衍生出以前没有的全球冲突风险。虽然这种冲突的根源在于经济状况，而且冲突对经济状况有重大影响，我不认同经济和军事冲突源自资本矛盾本身的看法。在全球国家体系之中，国家权力的地域逻辑（territorial logic）运作缺乏起码的自主程度一致性，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因此根本不适用。例如中东如果爆发大规模冲突，根源无疑在于石油生产的现实情况，在于为了开发石油这种地球上的关键资源，而集结在这里的各种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势力，而且冲突无疑也将产生巨大的经济冲击（一如1973年针对以色列的石油禁运）。但如果我们据此推论，声称资本的矛盾本身是这种冲突的一个根本原因，则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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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分工日趋复杂无疑造就新的脆弱性。供应链当中的小状况可能造成重大后果。某地区一家关键的汽车零部件工厂发生罢工，可能令其他地区的整个生产系统被迫停工。不过，我们也可以很合理地提出以下论点：全球分工方式日趋复杂，分工关系扩散到世界各地，远比以前能有效防止局部地区的灾难酿成悲剧。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如果俄罗斯谷物歉收，当地很可能会发生饥荒。但现在我们有一个世界谷物市场，必要时可用来解决局部地区谷物歉收的问题。正是因为全球分工的运作方式，当前没有发生局部地区饥荒的技术理由。饥荒确实发生时（可悲的是饥荒还是太常发生），总是社会和政治原因造成的。中国上一次大饥荒（发生在“大跃进”时期）之所以发生，恰恰是因为中国当时政治上的抉择，自我孤立在世界市场之外。这种事现在不可能再次发生在中国。对那些把反资本主义信念寄托在实践本土粮食主权、地方自给自足和脱离全球经济等理念上的人来说，这应该是个有益的教训。摆脱为了资本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利益而组织起来的国际分工链是一回事，以反全球化的名义脱离世界市场，则可能是自我毁灭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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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利用分工而产生的核心矛盾，不是一种技术矛盾，而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矛盾。该矛盾可以用一个词概括：疏离／异化。资本通过组织精细分工和社会分工，无疑在生产力、产出和赢利能力方面取得惊人增长，但代价是资本雇用的劳动力牺牲了他们的精神、情感和身体健康。例如马克思便表示，工人因为被束缚在日益复杂的分工体系中的一个固定位置，往往被贬为“局部的人”。工人遭孤立和个体化，因为竞争而彼此疏离，也疏离了与自然的感官关系（疏离了人类的热情敏感天性，也疏离了外在的自然世界）。随着智能机器日趋普及，劳动的脑力和体力统一被打破。工人被剥夺运用智力解决难题或从事创造活动的机会，变成机器的操作者、机器的附属品，而非自身命运的主人。人丧失完整性和个人自主的感觉，难免会损害情感上的满足。工作彻底失去创造性、自发性和魅力。简而言之，替资本工作这种活动变得空洞和无意义。而人类无法活在完全没有意义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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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资本统治下人类状态的这种看法，并非马克思所独有。类似见解也可以在韦伯、涂尔干和滕尼斯的著作中找到。甚至连亚当·斯密（分工的重要拥护者，热烈歌颂分工对人类效率、生产力和增长的贡献）也担心，在复杂的分工体系中指派工人负责单一作业，很可能令工人变得无知和愚蠢。后来的一些评论者没有亚当·斯密那么在乎“道德情操”，所以他们比较不担心这问题，例如泰勒便完全可以接受所有工人表现得像受过训练的大猩猩，而非热情洋溢的人类。小说家狄更斯指出，资本家也喜欢把他们雇用的工人视为只是“人手”，乐于忘记他们有肚子和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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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那些敏锐的19世纪批评家指出：如果人们工作的时光便是这么度过，他们晚上回到家之后怎么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他们怎么可能建立一种道德共同体或社会团结意识？怎么可能建立集体和有意义的归属与生活方式，不受工作场所无所不在的残忍、无知和愚蠢污染？劳动者每天的生活所需，非常依赖于一大群遥远的、未知和在许多方面不可知的人；在此情况下，他们究竟如何才能发展出自己为自身命运主人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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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统治下分工日趋普及且复杂，使得劳动者没有什么个人发展和自我实现的余地。我们自由探索人类这个物种的潜能的集体能力，似乎受到严重的限制。但是，连马克思也在资本主导的分工所支配的情况中看到一线希望，尽管他在描述资本利用分工导致的异化时，显得非常悲观。马克思认为，劳动者的前景并非完全黯淡，部分原因在于资本本身必将提供一些劳动者可以寄予希望的条件。他指出，在技术变革洪流影响下，分工方式的快速演化将需要灵活、有适应力和受过某种程度教育的劳动力。“这种可怕的情况必须改变：配合资本不时变动的剥削需要，悲惨、可弃的备用劳动人口，必须以绝对可配合各种劳动要求的个人代替之；局部发展、只能承担一种专门社会职能的个人，必须以全面发展、可交替发挥各种社会职能的个人代替之。”[4]资本因此将需要受过教育和有适应力的劳动力，而非只能做某种工作的工人。如果劳动者必须受过教育，谁知道这种“全面发展的个人”可能会读些什么东西，以及建立怎样的政治思想呢？1864年的英国工厂法案加入教育条款，对马克思来说是清楚的证据，显示国家有必要介入，替资本确保国家在“全面发展的个人”的教育上有所行动。工业革命时期，女工遭虐待的情况也很容易观察到和详细论述，但马克思在此同样看到长远的进步可能：资本在工作场所对女性既有要求，也会提供一些条件；在此基础上，家庭生活和两性关系有望建立“一种比较高尚的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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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构想当然涉及以下问题：“全面发展的个人”会希望或需要知道些什么？谁来教导他们？这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核心问题，而我们很快就会讨论社会再生产。不过，我们至少要在这里提一下这问题。站在资本的立场，劳动者只需懂得遵从指示，在资本设计的分工体系中做好自己的工作便可以了。但一旦劳动者懂得阅读，资本便面临这样的危险：劳动者将接触到来源非常多元的种种思想，产生各种向往，甚至付诸行动。因为这个原因，针对知识和信息之流通执行意识形态管制，同时培养支持资本和资本再生产要求的“正确”观念，对资本来说便是必要的。但是，受过教育、全面发展的个人很难（甚至是不可能）不去思考以下问题：我们的劳动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是非常微小的一部分，这种人类社会的完整性本质为何？世界分崩离析到我们很难直接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在这种世界里，作为一个人的意义何在？我估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连资本也同意，文学、艺术、文化理解、宗教和道德情操方面的温和人文主义教育，或许有助于化解劳动意义丧失造成的焦虑。资本不断增加职业的种类，必然导致劳动分工和社会破裂，而这已经造成严重的心理问题。但新自由主义时代令人震惊的是，当局以节简政策为名，轻蔑地取消这种对人类需求的温和让步。国家对文化活动的补助遭到取消，迫使这种活动依赖有钱人出于自利考虑的慈善捐助，或是同样出于自利考虑的企业赞助。如今文化活动就像少不了IBM、英国石油、艾克森等公司的赞助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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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事实证明，劳动者本身对自己的客观处境和主观心理状态都有话想说，毕竟他们本质上是热情和喜欢社交的人类。劳动者通过抗争，把握机会使劳动过程和一般雇用条件人性化，甚至不需要资本的帮助，就能扭转异化的客观状态。在实际受到剥削的同时，劳动者可以要求雇主尊重他们，有时雇主甚至会主动予以尊重。主观上，在矿坑里或高炉旁生存所需的团结和工友情谊，则转化为出色地完成危险和困难工作的自豪感。社群团结反映这种感情，有助于对抗利伯维尔场过程倾向重视的个人孤立状态。即使在资本的铁腕统治下，劳动者仍然可以为自己的工作和角色感到自豪，认同自己是某种工作者的身份。如同所有其他人，他们确实会明白地问以下问题：我们被迫过的这种生活有何意义？劳动市场的变迁有时令我们沦为失业和可有可无的人，有时给予我们听起来非常奇怪、令人无法理解而且也显然毫无意义的职称，是什么主导这种演化过程？资本雇用的劳动力不必觉得自己处于彻底疏离异化的状态。但是，有意义的工作消失之后，劳动者除了清楚意识到自己受到剥削外，还会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彻底的疏离（疏离自己在穷忙世界里的无意义工作），而这两种感受结合起来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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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代表异化与应付／折中之间的均衡是固定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日本和新加坡，劳动分工的趋势是偏向培养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希望他们可以灵活地参与多种不同的劳动过程。这种趋势加上围绕着劳动者权利的长期抗争历史，包括针对资本造成劳动异化的大量抗争，已经产生可观的成果：在这些国家，较大比例的劳动者至少受过扎实的基本技能训练，而且即使薪资不算丰厚，至少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相对之下，在孟加拉国的制衣工厂、墨西哥近美国边境的加工出口工厂，或是印度尼西亚的化工厂，劳动条件却相当接近马克思非常熟悉的那种情况。我们如果把这些工厂反映的当代劳动条件穿插到《资本论》之中，也不会显得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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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反革命在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愈演愈烈，由此造成的工作和社会生活蜕变，已经严重冲击了较大比例的人口：技术变革和产业外移令他们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成为资本眼中多余的一群人。许多人迷失在长期失业、社会基础建设破败、社群丧失团结精神的世界里，变得非常疏离，时常沉溺在被动的愤恨中，偶尔通过涉及暴力和看似不理性的抗议宣泄不满。从瑞典郊区到伊斯坦布尔再到圣保罗的暴烈抗议，只需联合起来，便能暴露出愤恨火山底下沸腾的大量疏离岩浆。届时资本将面临政治危机，如果不动用残酷专制的镇压手段，局势将几乎不可能控制，但这种手段只会令大众更加不满。分工体系中地域发展不均衡，各社群的人生机会也越来越不平等，该现象正在加重这种疏离感，而如果这种疏离感从被动转为主动，现行的资本再生产方式无疑将受到重大威胁。届时社会将必须在不可能的改革与不大可能的革命之间，做出不得已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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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arry Braverman,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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