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77151
1703377152
整体而言，分工在最近半个世纪经历蜕变。因此，19世纪批评家如马克思、滕尼斯、涂尔干和韦伯等人对分工问题的探索，并未触及一些重要的当代议题。以往有关分工的研究主要探讨特定国家的工业组织和工厂劳动，这些研究的发现至今无疑仍然有效。但是，分工日趋复杂，涉及的地理范围大幅扩大，协调问题因此出现性质上的骤变。国家监控和官僚职权大增，加上公民社会的组织形式广泛改变，造成更多问题。许多劳动和权力分工方式紧密相连，互相支持，还有一些分工方式则形成某种层级结构。我们越来越受制于米歇尔（Timothy Mitchell）所说的“专家统治”。[2]在资本的历史中，专家知识向来有其关键角色，专家的权力很难挑战。这方面的早期迹象（“组织人”、官僚管治等），引人注意分工当中浮现的专制和层级化特质。近十年来，专家的作用可说是经历惊人的增长，这对我们所处世界的透明度和可辨识度构成严重问题。我们全都依赖专家修理我们的计算机、诊断我们的疾病、设计我们的交通系统和保障我们的安全。
1703377153
1703377154
在20世纪70年代，所谓“新国际分工”的兴起，为有关分工的讨论引进一个新观点。李嘉图（David Ricardo）谈论的比较优势理论，早就声称各国各有专业（专门生产某些东西），然后借助贸易互通有无，可以因为效率提升而获益。国际分工受自然因素影响（加拿大不能种植香蕉和咖啡，如同无铜无油的地方无法开采铜矿和石油），也受制于社会特征如劳动力技能、制度安排、政治体制和阶级形态，以及殖民和新殖民掠夺、地缘政治和军事力量等残酷事实。
1703377155
1703377156
但是，约从1970年起，国际分工情况无疑经历了戏剧性变化。西方工业区（1850年之后资本全球霸权的心脏地带）遭遇破坏和瓦解。生产资本开始转移到海外，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和1980年之后惊人崛起的中国大陆，还有墨西哥、孟加拉国、土耳其和世界许多其他地区的工厂，成为新的工厂劳动中心。西方国家大致上去工业化，东方和南半球则成为工业价值生产中心，同时维持初级商品生产者和为工业世界供应资源的传统角色。这些变化有个奇怪的特征：工业化以往确实可以提升人均所得，但如今在某些地方（例如孟加拉国）却倾向于维持普遍贫穷的状态，而非帮助多数人致富。一些国家因为石油或矿藏等天然资源而变得重要，但也遇到类似问题：它们受“资源诅咒”困扰，租值和权利金遭到精英阶层掠夺，大众则极度贫困（查韦斯掌权之前的委内瑞拉便是一个例子）。西方国家越来越致力于通过发展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加上知识产权、文化产品和独占企业（例如苹果、孟山都、大型能源公司和药厂等）构成日益巩固的体制，榨取租值。基于知识的活动也变得比较重要，这种活动利用受过瑞奇（Robert Reich）所称的“象征劳动”（相对于体力劳动）训练的劳动力。[3]随着上述种种变化的发生，全球经济中的权力关系和地缘政治形态看来也出现缓慢的结构转变。财富从东方流向西方的趋势持续约两个世纪之后，情况发生了逆转，而随着西方在2008年金融体系崩溃之后失去大部分动能，中国日益成为全球资本体制最富活力的中心。
1703377157
1703377158
那么，这一切当中的核心矛盾是什么？财富流动逆转和地缘政治权力格局改变，显然衍生出以前没有的全球冲突风险。虽然这种冲突的根源在于经济状况，而且冲突对经济状况有重大影响，我不认同经济和军事冲突源自资本矛盾本身的看法。在全球国家体系之中，国家权力的地域逻辑（territorial logic）运作缺乏起码的自主程度一致性，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因此根本不适用。例如中东如果爆发大规模冲突，根源无疑在于石油生产的现实情况，在于为了开发石油这种地球上的关键资源，而集结在这里的各种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势力，而且冲突无疑也将产生巨大的经济冲击（一如1973年针对以色列的石油禁运）。但如果我们据此推论，声称资本的矛盾本身是这种冲突的一个根本原因，则是错的。
1703377159
1703377160
此外，分工日趋复杂无疑造就新的脆弱性。供应链当中的小状况可能造成重大后果。某地区一家关键的汽车零部件工厂发生罢工，可能令其他地区的整个生产系统被迫停工。不过，我们也可以很合理地提出以下论点：全球分工方式日趋复杂，分工关系扩散到世界各地，远比以前能有效防止局部地区的灾难酿成悲剧。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如果俄罗斯谷物歉收，当地很可能会发生饥荒。但现在我们有一个世界谷物市场，必要时可用来解决局部地区谷物歉收的问题。正是因为全球分工的运作方式，当前没有发生局部地区饥荒的技术理由。饥荒确实发生时（可悲的是饥荒还是太常发生），总是社会和政治原因造成的。中国上一次大饥荒（发生在“大跃进”时期）之所以发生，恰恰是因为中国当时政治上的抉择，自我孤立在世界市场之外。这种事现在不可能再次发生在中国。对那些把反资本主义信念寄托在实践本土粮食主权、地方自给自足和脱离全球经济等理念上的人来说，这应该是个有益的教训。摆脱为了资本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利益而组织起来的国际分工链是一回事，以反全球化的名义脱离世界市场，则可能是自我毁灭的做法。
1703377161
1703377162
资本利用分工而产生的核心矛盾，不是一种技术矛盾，而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矛盾。该矛盾可以用一个词概括：疏离／异化。资本通过组织精细分工和社会分工，无疑在生产力、产出和赢利能力方面取得惊人增长，但代价是资本雇用的劳动力牺牲了他们的精神、情感和身体健康。例如马克思便表示，工人因为被束缚在日益复杂的分工体系中的一个固定位置，往往被贬为“局部的人”。工人遭孤立和个体化，因为竞争而彼此疏离，也疏离了与自然的感官关系（疏离了人类的热情敏感天性，也疏离了外在的自然世界）。随着智能机器日趋普及，劳动的脑力和体力统一被打破。工人被剥夺运用智力解决难题或从事创造活动的机会，变成机器的操作者、机器的附属品，而非自身命运的主人。人丧失完整性和个人自主的感觉，难免会损害情感上的满足。工作彻底失去创造性、自发性和魅力。简而言之，替资本工作这种活动变得空洞和无意义。而人类无法活在完全没有意义的世界里。
1703377163
1703377164
对于资本统治下人类状态的这种看法，并非马克思所独有。类似见解也可以在韦伯、涂尔干和滕尼斯的著作中找到。甚至连亚当·斯密（分工的重要拥护者，热烈歌颂分工对人类效率、生产力和增长的贡献）也担心，在复杂的分工体系中指派工人负责单一作业，很可能令工人变得无知和愚蠢。后来的一些评论者没有亚当·斯密那么在乎“道德情操”，所以他们比较不担心这问题，例如泰勒便完全可以接受所有工人表现得像受过训练的大猩猩，而非热情洋溢的人类。小说家狄更斯指出，资本家也喜欢把他们雇用的工人视为只是“人手”，乐于忘记他们有肚子和脑袋。
1703377165
1703377166
但是，如那些敏锐的19世纪批评家指出：如果人们工作的时光便是这么度过，他们晚上回到家之后怎么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他们怎么可能建立一种道德共同体或社会团结意识？怎么可能建立集体和有意义的归属与生活方式，不受工作场所无所不在的残忍、无知和愚蠢污染？劳动者每天的生活所需，非常依赖于一大群遥远的、未知和在许多方面不可知的人；在此情况下，他们究竟如何才能发展出自己为自身命运主人的意识？
1703377167
1703377168
资本统治下分工日趋普及且复杂，使得劳动者没有什么个人发展和自我实现的余地。我们自由探索人类这个物种的潜能的集体能力，似乎受到严重的限制。但是，连马克思也在资本主导的分工所支配的情况中看到一线希望，尽管他在描述资本利用分工导致的异化时，显得非常悲观。马克思认为，劳动者的前景并非完全黯淡，部分原因在于资本本身必将提供一些劳动者可以寄予希望的条件。他指出，在技术变革洪流影响下，分工方式的快速演化将需要灵活、有适应力和受过某种程度教育的劳动力。“这种可怕的情况必须改变：配合资本不时变动的剥削需要，悲惨、可弃的备用劳动人口，必须以绝对可配合各种劳动要求的个人代替之；局部发展、只能承担一种专门社会职能的个人，必须以全面发展、可交替发挥各种社会职能的个人代替之。”[4]资本因此将需要受过教育和有适应力的劳动力，而非只能做某种工作的工人。如果劳动者必须受过教育，谁知道这种“全面发展的个人”可能会读些什么东西，以及建立怎样的政治思想呢？1864年的英国工厂法案加入教育条款，对马克思来说是清楚的证据，显示国家有必要介入，替资本确保国家在“全面发展的个人”的教育上有所行动。工业革命时期，女工遭虐待的情况也很容易观察到和详细论述，但马克思在此同样看到长远的进步可能：资本在工作场所对女性既有要求，也会提供一些条件；在此基础上，家庭生活和两性关系有望建立“一种比较高尚的新形式”。
1703377169
1703377170
这种构想当然涉及以下问题：“全面发展的个人”会希望或需要知道些什么？谁来教导他们？这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核心问题，而我们很快就会讨论社会再生产。不过，我们至少要在这里提一下这问题。站在资本的立场，劳动者只需懂得遵从指示，在资本设计的分工体系中做好自己的工作便可以了。但一旦劳动者懂得阅读，资本便面临这样的危险：劳动者将接触到来源非常多元的种种思想，产生各种向往，甚至付诸行动。因为这个原因，针对知识和信息之流通执行意识形态管制，同时培养支持资本和资本再生产要求的“正确”观念，对资本来说便是必要的。但是，受过教育、全面发展的个人很难（甚至是不可能）不去思考以下问题：我们的劳动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是非常微小的一部分，这种人类社会的完整性本质为何？世界分崩离析到我们很难直接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在这种世界里，作为一个人的意义何在？我估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连资本也同意，文学、艺术、文化理解、宗教和道德情操方面的温和人文主义教育，或许有助于化解劳动意义丧失造成的焦虑。资本不断增加职业的种类，必然导致劳动分工和社会破裂，而这已经造成严重的心理问题。但新自由主义时代令人震惊的是，当局以节简政策为名，轻蔑地取消这种对人类需求的温和让步。国家对文化活动的补助遭到取消，迫使这种活动依赖有钱人出于自利考虑的慈善捐助，或是同样出于自利考虑的企业赞助。如今文化活动就像少不了IBM、英国石油、艾克森等公司的赞助似的。
1703377171
1703377172
此外，事实证明，劳动者本身对自己的客观处境和主观心理状态都有话想说，毕竟他们本质上是热情和喜欢社交的人类。劳动者通过抗争，把握机会使劳动过程和一般雇用条件人性化，甚至不需要资本的帮助，就能扭转异化的客观状态。在实际受到剥削的同时，劳动者可以要求雇主尊重他们，有时雇主甚至会主动予以尊重。主观上，在矿坑里或高炉旁生存所需的团结和工友情谊，则转化为出色地完成危险和困难工作的自豪感。社群团结反映这种感情，有助于对抗利伯维尔场过程倾向重视的个人孤立状态。即使在资本的铁腕统治下，劳动者仍然可以为自己的工作和角色感到自豪，认同自己是某种工作者的身份。如同所有其他人，他们确实会明白地问以下问题：我们被迫过的这种生活有何意义？劳动市场的变迁有时令我们沦为失业和可有可无的人，有时给予我们听起来非常奇怪、令人无法理解而且也显然毫无意义的职称，是什么主导这种演化过程？资本雇用的劳动力不必觉得自己处于彻底疏离异化的状态。但是，有意义的工作消失之后，劳动者除了清楚意识到自己受到剥削外，还会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彻底的疏离（疏离自己在穷忙世界里的无意义工作），而这两种感受结合起来是危险的。
1703377173
1703377174
这并不代表异化与应付／折中之间的均衡是固定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日本和新加坡，劳动分工的趋势是偏向培养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希望他们可以灵活地参与多种不同的劳动过程。这种趋势加上围绕着劳动者权利的长期抗争历史，包括针对资本造成劳动异化的大量抗争，已经产生可观的成果：在这些国家，较大比例的劳动者至少受过扎实的基本技能训练，而且即使薪资不算丰厚，至少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相对之下，在孟加拉国的制衣工厂、墨西哥近美国边境的加工出口工厂，或是印度尼西亚的化工厂，劳动条件却相当接近马克思非常熟悉的那种情况。我们如果把这些工厂反映的当代劳动条件穿插到《资本论》之中，也不会显得格格不入。
1703377175
1703377176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反革命在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愈演愈烈，由此造成的工作和社会生活蜕变，已经严重冲击了较大比例的人口：技术变革和产业外移令他们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成为资本眼中多余的一群人。许多人迷失在长期失业、社会基础建设破败、社群丧失团结精神的世界里，变得非常疏离，时常沉溺在被动的愤恨中，偶尔通过涉及暴力和看似不理性的抗议宣泄不满。从瑞典郊区到伊斯坦布尔再到圣保罗的暴烈抗议，只需联合起来，便能暴露出愤恨火山底下沸腾的大量疏离岩浆。届时资本将面临政治危机，如果不动用残酷专制的镇压手段，局势将几乎不可能控制，但这种手段只会令大众更加不满。分工体系中地域发展不均衡，各社群的人生机会也越来越不平等，该现象正在加重这种疏离感，而如果这种疏离感从被动转为主动，现行的资本再生产方式无疑将受到重大威胁。届时社会将必须在不可能的改革与不大可能的革命之间，做出不得已的抉择。
1703377177
1703377178
[1]Harry Braverman,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4.
1703377179
1703377181
1703377182
[3]Robert Reich,The Work 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 Century Capitalism,New York,Vintage,1992.
1703377183
1703377184
[4]Karl Marx,Capital,Volume 1,Harmondsworth,Penguin,1973,p.618.
1703377185
1703377186
1703377187
1703377188
1703377190
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矛盾10 垄断与竞争：集中与分散
1703377191
1703377192
阅读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或替资本主义辩护的通俗读物，你几乎很快便会看到“竞争”一词。无论在这种通俗读物还是比较严肃的著作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这个“伟大成功故事”：资本主义理解人类的竞争天性，把它从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然后以市场驾驭它，创造出一个充满活力和进步的社会体制，为所有人的利益而运转。垄断力（例如谷歌、微软和亚马逊如今拥有的那种势力）和类似情况，像是寡头垄断（例如全球主要石油公司中的“七姐妹”拥有的势力）和专卖政策（例如沃尔玛和苹果公司垄断的供货商享有市场营销权力），全都倾向于被说成是异常情况（如果有提到它们的话），是不幸偏离美满均衡状态（理论上可以在完全竞争市场中达到）的情况。
1703377193
1703377194
我坚持认为这种观念是一种偏见。反托拉斯和反垄断法及相关委员会的存在，支持了这种偏见。反垄断机关宣称垄断非常有害，不时着手打破垄断，以免公众受害。例如在20世纪初，美国在不屈不挠的老罗斯福总统领导下，便执行了一波解散托拉斯的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在美国电信业的垄断势力，便被当局下令打破。如今在欧洲和北美，谷歌、微软和亚马逊过高的市场垄断行为，也正受到质疑。至于所谓的“自然垄断”（主要是公共事业和诸如运河与铁路这类交通设施，竞争在这些情况下不适用），亚当·斯密建议政府加以管制，防止垄断者收取过高的价格。公共政策明言的目标，是防止垄断定价，确保大众可因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获得创新、生产力提升和价格便宜的红利。国家以行动维持有竞争的环境，普遍被宣传为所有健康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一种必要政策立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时常有人表示，在国际贸易中取得有竞争力的地位，是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据说只要可以创造出一个纯粹和完全竞争的市场，不受垄断力扭曲，一切都将很好。
1703377195
1703377196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非常精彩且极富说服力地讲述了这个竞争故事。自此之后，这个影响力大得惊人的故事，支配经济思想超过两个世纪。它构成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派神话”。自18世纪末起，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发起运动，反对国家干预市场定价，也反对垄断力。凯恩斯并未大幅偏离此派思想。更令人惊讶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这是好事，不过他的理由是：如果亚当·斯密的乌托邦论述是正确的，事情发展下去将不是人人受益；结果将是财富和权力的阶级鸿沟加深，而资本在变得更有力的同时，也将更容易引发危机。
1703377197
1703377198
受2007~2009年危机的冲击，经济学家很难再坚持传统的竞争论述。追求自身私利的银行家，显然对大众福祉没有贡献，而在美国，美联储拯救银行而非民众。如今这已令多数人承认，垄断力并非只是一种异常情况，而是源自经济学家所称的“寻租”活动的一种系统问题。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表示：“坦白说，致富有两种方法：创造财富，或是夺取别人的财富。前者对社会有贡献，后者则通常有害，因为在夺取别人财富的过程中，财富会遭到破坏。”[1]“寻租”其实就是我所讲的“剥夺式积累”，只是听起来温和，且相当中性。
1703377199
1703377200
斯蒂格利茨针对寻租（或剥夺式积累）的解释稍微简短一些，其好处在于它认清了一个重要事实：经济交易中的垄断力与政治过程中的垄断力平行运作，配合得天衣无缝。以美国为例：累退税和各种可扣税的项目；监管俘虏（安排狐狸管理鸡舍）；以折扣价收购或租用国家或私人资产；与国家机关签订成本加成合同时夸大成本；立法保护或补助特定利益集团（例如能源和农业企业）；通过选举政治献金收买政治影响力——所有这些政治运作，全都是赋予巨富和垄断势力自由，允许他们掠夺公款，损害纳税人的利益。此外，土地和房地产也有传统的寻租活动；资源、专利、牌照和知识产权也会产生租金；垄断定价则会产生超额报酬。然后还有各种看似合法但有争议的方法，可以创造超额利润。金融市场完全不透明或信息披露不足，会制造出误解的迷雾，导致卑劣行径无法制止。做假账也可以创造出真实的金钱，安然公司（Enron）便是一个戏剧性的例子。加上各种不正当的做法，例如房屋市场的掠夺式放款（导致以10亿美元计的资产价值，从公众转移到金融从业者手上）、不当的信用卡操作、隐蔽的收费（例如电信和医疗费用），以及各种规避法规乃至违法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大公司和巨富有大量手段可以快速增加财富，即使整个经济体崩溃而后停滞也不例外。如斯蒂格利茨所言：“最近30年最重要的商业创新中，有一些并不是以提升经济效率为宗旨，而是希望能更好地保护垄断力，更好地规避政府旨在调和社会收益与私人报酬的管制。”[2]
[
上一页 ]
[ :1.70337715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