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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解释既得利益者如何把寻租当作一种策略时，忽略一个重点（但他阐述寻租的社会后果时提到了这一点）：民众广泛的民主权利遭到破坏，包括获得退休金和医疗服务的经济权利，免费获得教育、治安和消防等关键服务的权利，以及得到国家救济的权利（例如美国政府的营养补充和食物券计划，使低收入人群得以维持差强人意的生活水平）。新自由主义对这些权利和服务的攻击是一种剥夺，把省下来的公共费用送给“不缺钱但贪婪”的企业高管和富人阶级。这些手段诉诸一种已巩固的阶级权力来执行；这种权力垄断经济和政治运作，也垄断大部分媒体，把传说中的“观念的利伯维尔场”贬为绕着琐事兜转的派系争吵。但正统的经济思想仍坚持利伯维尔场是我们必须相信的神，垄断则是不幸的异常现象——只要用心，垄断是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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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则认为垄断力是资本运作的基本特征而非异常现象，而且垄断与竞争构成一种矛盾统一。这是很不寻常的观点，远远超越斯蒂格利茨的论述，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构想是正确的。此论触及资本历史上垄断与竞争的矛盾统一，并符合以下独特事实：如果可以选择，多数资本家会希望垄断某个市场而非与别人竞争；他们也将持续努力，试图建立垄断势力，永不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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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要如何理解这个矛盾统一？我们显然可以从垄断与竞争无法区分的状态（讲得准确一点，是两者混合、矛盾潜伏而非已经发作的状态）讲起。这种状态藏在私有财产的本质中：私有产权赋予商品主人使用该商品的垄断权力，而这种垄断力构成交换的基础，延伸出去也就是构成竞争的基础。你或许会觉得这是基本概念，甚至有点琐碎，但如果你认识到以下事实，可能便不会这么想了：资本的阶级权力完全依赖集合种种个别的垄断产权，构建出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中，资产阶级有别于劳动阶级，在于它集体垄断生产工具（在当代还包括融资手段）。人们讨论垄断问题时，通常忽略阶级垄断力（资本的集体权力）的概念和事实，包括阶级垄断租金，而经济和政治过程均受这种阶级垄断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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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这一点，就能比较清楚地看到标准叙事（突显竞争并忽略垄断）的作用。它掩盖阶级权力的垄断基础（资产阶级垄断私有财产），轻易地回避阶级权力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一如几乎所有经济学教科书）。这种标准叙事把资本的运作理想化，说成是个别的资本家在经济活动的混乱海洋里自由游走，寻找获利机会，因此产生一连串奇妙的竞争碰撞。国际竞争据说对所有人都非常有益，但事实上这种竞争压低薪资，让资本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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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迁大致可合理地描述为进步和不可逆转的，垄断与竞争间的均衡则不是这样：它不规则地来回游移，有时看似有某种周期性而非单向移动，另外也受制于政治奇想和国家管理与干预的倾向。马克思认为竞争的终点必将是垄断力，而资本之集中可能有特别的规律，但他并未详细说明。列宁则提出著名观察：资本在20世纪初进入与帝国主义融合的最高阶段，大型工业卡特尔与金融资本结合，支配主要国家的经济（这些集团正是老罗斯福总统当年致力于打破的托拉斯）。这种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再度出现，代表著作是巴兰（Paul Baran）和斯威齐（Paul Sweezy）在美国出版的《垄断资本主义》[3]，而同期欧洲各共产党的理论家也出版了一些反映这种观点的著作。高涨的垄断力再度与集权式帝国主义的洪流汇合。在20世纪60年代，大型企业（例如底特律三大汽车公司或欧洲的国有企业）支配所在国家的市场，许多人认为它们行使过度的垄断权力。一些大公司则在国际上行使垄断权力，例如中美洲的联合水果（United Fruit）和智利的ITT，支持政变和军事政权（例如在智利），而这些政权听命于帝国主义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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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指出，资本在两个极端之间游移，一端是不受监管的竞争，另一端是垄断和寡头垄断造成的权力过度集中状态，两者理论上都是灾难性的。[4]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呈现的表象是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的奇特结合）被普遍解释为垄断资本的典型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通货紧缩危机则可说是毁灭性的竞争造成的。无论在哪个阶段，垄断与竞争的矛盾统一处于何种状态，都须求证才能回答，不可擅自假定答案。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时期，虽然通过全球化开创新的国际竞争形式，经济中许多产业［医药、石油、航空、农业、银行、软件、媒体（尤其是社群媒体），甚至是零售］目前则呈现出迈向寡头垄断（甚至是垄断）的强烈倾向。在某些圈子，某种程度的垄断权力（例如谷歌行使的权力）如今被视为偏离完全竞争状态的有价值情况；这或许有助于证明此一矛盾变动不定的特质。某种程度的垄断力可造就理性计算、标准化和事先规划，不必依赖不确定世界里混乱和不稳定的市场协调。另一方面，谷歌滥用垄断地位（允许国家安全当局取得个别用户数据），则彰显出权力集中的潜在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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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和房产所有权特别能说明私有财产中的垄断力。这种产权所垄断的不只是土地和房产，还有独特的空间位置。我的工厂已经占据的地方，再没有任何人可以在那里盖工厂。如果我占有某个有利的位置（能优先连接交通网络和市场，以及取得资源），我与其他人竞争时便享有某种垄断力。传统经济学家如果被迫研究这个现象，最终必须承认，这会产生一种名为“垄断性竞争”的奇特竞争形式。这名词很贴切，因为它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经济活动上的竞争，全都以具有独特性质的特定空间为基础。这种竞争形式自然被当作经济理论的一个脚注，而非经济生活的基本情况，尽管所有生产型经济活动最终都是构建在空间上。标准的经济思想偏好这样的模型：所有经济活动发生在一根针的针头上，不会因为空间位置而产生垄断的情况；空间特质的差异（较肥沃的土地，较优质的资源，较有利的位置）显然不重要，而空间关系结构不断在变，主要不是基础建设（例如交通系统）投资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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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足之处，严重影响了人们对竞争与垄断的矛盾统一如何运作的理解。例如人们往往假定，许多小企业生产类似的商品，代表一种激烈竞争的状态。但在某些空间条件下，情况并非如此。两家面包店如果相隔300码（约274.3米），竞争可能相当激烈。但如果两家店由一条水深且湍急的河流隔开，则它们将各在河的一边享有垄断力。如果国王建了一条连接河流两岸的桥，这种垄断力将消失。但是，如果当地统治者收取高昂的过桥费，又或者那条河成了政治边界，跨河买卖面包必须支付很高的关税，则垄断力将会恢复。因为这个原因，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发起反对收取路桥通行费和关税的运动，因为他们知道这种措施妨碍竞争。美国在1945年之后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体制，最终促成多国签订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便是这种政策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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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运输成本保护地方垄断势力的作用，早已开始消减。在资本的历史上，这种成本锐减至关重要。20世纪60年代起的航运集装箱化趋势，以及贸易的政治壁垒减少，对改变竞争的地理范围有关键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底特律三大汽车公司支配美国汽车制造业，构成看似无比强大的寡头垄断势力。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贸易关系的空间条件在物质和政治面均出现戏剧性改变，三大汽车公司的势力因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日本的竞争遭到削弱。“全球型汽车”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汽车零部件可在世界各地生产，只需选个地方（如底特律）组装。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自动化趋势，最终导致底特律严重没落。啤酒业的历史，是我爱引用的另一个例子。该产业在18世纪非常本地化，19世纪中期拜铁路所赐走向区域化，20世纪60年代全国化，20世纪80年代则因航运集装箱化而得以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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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性竞争这一领域显然在改变，而如同地域发展不均衡的情况，生产、运输和消费的空间和地理组织，本身是编排垄断与竞争矛盾关系的一种方式。现在我可以在巴黎吃来自加州的蔬菜，可以在匹兹堡喝来自世界各地的啤酒。随着空间障碍因资本家热烈追求“用时间消灭空间”而减少，许多地方工业和服务业失去本地的保护和垄断特权。它们被迫与其他地方的厂商竞争；竞争对手起初来自邻近地区，然后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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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说，资本家应该欢迎这种恢复竞争的情况。但如我稍早指出，如果可以选择，多数资本家会希望垄断某个市场。因为这个奇特的事实，资本家必须找到其他方法，建立和维护一种他们梦寐以求的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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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显而易见的方法，是把资本集中在巨型企业，或建立较松散的联盟来支配市场（例子可在航空运输业和汽车制造业找到）。我们已经见过许多这种例子。第二种方法，是通过规范全球贸易的国际商业法律，取得越来越牢固的私有财产垄断权利。专利和“知识产权”因此已成为重要的斗争领域，确立各领域的许多垄断力。制药业是这当中的典范：从业者通过大规模集中资本，以及专利和授权协议的保护，建立非凡的垄断力。制药业者也正饥渴地追求更多垄断力，争取把各种遗传物质（包括热带雨林中原住民采摘的一些罕见植物）化为其财产。第三种方法是建立知名品牌，以便印上勾形商标的球鞋和印有酒庄名字的葡萄酒可用垄断价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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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垄断特权被削减时，从业者将会尝试各种做法，希望保护和另创特权。不过，如今仍有一些市场受空间障碍保护，以致某些服务仍可采用垄断定价：美国人到比利时做髋关节手术要花13360美元（包括往返机票），但在美国做一样的手术却要超过78000美元！相对于比利时，美国的垄断定价程度显然很高（几乎肯定是因为两国的监管政策不同）。此类个人服务很大程度上仍可避开空间竞争，尽管医疗旅游服务兴起，而且许多服务已经外包给海外（例如印度）的客服中心。但是，这些受保护的市场将来可能因为人工智能的应用而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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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资本热爱垄断。资本喜欢垄断型工作和生活方式带来的确定性、平静生活，以及悠闲审慎改变的可能性，喜欢可以置身于混乱的竞争之外。资本因此热爱独特的商品，最好是独特到可以采用垄断定价。资本特地费心占有此类商品和促进其生产，时常以纯粹审美乐趣的外衣包装它们。资产阶级建立艺术市场（垄断定价绝对是该市场最重要的定价方式），作为一个投资领域，一如他们投资在职业运动如足球、冰上曲棍球和篮球那样。如果可以的话，资本家甚至会把独特的自然事物商品化，在私有产权制度中赋予它们货币价值。早在1866年，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地理学家邵可侣（Elisée Reclus）便曾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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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边，最美最迷人的悬崖和海滩，往往被贪婪的地主或投机客夺走；他们以货币商人替金块估价的精神去鉴赏自然之美……每一样稀奇的自然事物，无论是石头、洞穴、瀑布、冰川的裂缝乃至某种回声，都可以成为个人财产。商人可能租下瀑布，以木栅栏围起来，防止不付费的游客观赏奔流直下的大水。然后他们大卖广告，阳光与四溅的水点共舞、雾帘随风飘扬这种景观，也就化为钱币清脆的叮当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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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独特的文化物品，以及文化和历史传统上。历史、文化和传统商品化，可能显得非常可恶，但这种商品化支撑巨大的旅游业；真实性和独特性在旅游业极受重视，而与此同时，它们均受制于市场评价的霸权（价值由市场决定）。更重要的是，商人有系统地把许多消费品品牌化，宣称它们独一无二、非常特别（即使这种说法是可疑的），以便可以向消费者收取垄断费用。当然，人造的物品或效果不能特别到完全无法以货币计算；因此，连毕加索的画作、考古文物和原住民艺术品，都必须可以标上价格。至于较常见的商品，商人的目标是建立与众不同的品牌，使消费者认为某牌子的牙膏、洗发水或汽车比较高级。这种操作是以产品差异化为手段，追求收取垄断价。商品的名声和公共形象，因此变得像商品的物质使用价值那么重要，甚至更重要。广告因此变得极其重要，而广告业无非是希望帮助厂商在原本激烈竞争的市场收取垄断定价。现在美国近1/6的职位是在广告或销售业，而这一产业通过替某些商品树立形象和声誉，产生垄断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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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现象也有个有趣的地理版本。例如巴塞罗那、伊斯坦布尔、纽约和墨尔本等城市，便凭借自身的特色和特殊文化性质，成为有品牌光环的旅游胜地或商业中心。一个地方如果没有诱人的特色，可以请著名的建筑师，例如盖里（Frank Gehry），盖一座地标建筑（例如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美术馆），借此塑造当地的独特景观。[6]无论在何处，商人均把历史、文化、独特性和真实性商品化，卖给游客、有志成为企业家的人和企业领袖，为土地利益集团、房地产开发商和投机客产生垄断租金。纽约、香港、上海、伦敦和巴塞罗那等城市的土地价值和房产价格上升，由此产生的阶级垄断租金对资本极其重要。世界各地因此获得解放，进入中等收入阶层的过程，是经济运作关键的一部分；剥夺式积累对这种经济运作的重要性，不亚于借助新的城市投资创造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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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因为培养垄断力，实现了对生产和营销的广泛控制。资本可以稳定商业环境，以便做理性的盘算和长期计划，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企业的“有形之手”［钱德勒（Alfred Chandler）的说法］向来与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一样重要，至今仍然如此。[7]国家权力的“有力之手”广泛支持资本，也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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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力与资本集中强烈相关。另外，竞争通常意味着权力和资源之分散。在这里，把政治经济活动集中与分散之间的这种同源关系（cognate relation），视为垄断与竞争矛盾统一的一个从属部分，是有用的。在这个例子中，把集中与分散的关系视为一种矛盾统一，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事实往往证明，分权是维持高度集权的最好方法之一，因为这种手段以个体自主和自由的表象，掩盖集权的本质。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亚当·斯密所倡导的：集权的国家释放分散的个体化市场自由，可以积聚的财富和经济力量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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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生活中集中与分散的矛盾统一，可从两种角度去思考。首先是部门（sector）的角度。它主要关注联合起来的资本力量（尤其是资本主义企业的有形之手），以及作为“阶级共同资本”（马克思的用语）的货币资本之积聚——尤其是在信贷和金融体系中。[8]但是，如果没有国家权力异乎寻常的支持，后者根本无法运作。“国家金融联结体”（在美国是中央银行与财政部的联合体）位居此结构的顶端，赋予最高的垄断力去支持银行业和金融体系，必要时可牺牲其他的一切（包括人民）。在意识形态上，该体制受倡导亲资本主义和右派观点的无数智库支持，包括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曼哈顿政策研究所、凯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和约翰·奥林基金会（John M.Olin Foundation）。政治光谱上的左派和极右派，对这种阶级垄断力的高度集中均有大量批评。美联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致力于保护金融寡头的阶级垄断力，如今已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虽然证据确凿，上述智库和媒体替这些机构建立了正面形象，令许多人以为它们是个体市场自由的重要保护者，对掩饰其阶级性质大有帮助。“阶级共同资本”借助金融体系的集权而组织起来，我们因此再度面对货币形式中的重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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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与分散的强劲力量产生冲突的第二个领域是地理上的，它导致地域发展不均衡，以及阶级联盟在某空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投射到另一空间。垄断、集中、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内部关系由此而生。我们明确讨论地域发展不均衡这个问题时，将从这个角度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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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集中和分散倾向产生作用的两种方式，并非互不相关。集中的金融势力积聚在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纽约、伦敦、东京、上海、法兰克福和圣保罗等），是有重要意义的。新兴地区（例如硅谷、巴伐利亚、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意大利”）创新兴盛的悠久历史，同样有重要意义。在这些地方，表面上的运作自由和宽松的管制造就了许多事情；换成在其他地方，国家和膨胀的企业资本的强大势力，将显著抑制创新。这当中的紧张状况普遍又显著，以致政策制定者如今尝试利用集中的主动措施，支持政治经济力量的分散和法规松绑，借此把握知识型、文化和创意经济的机会。中国和印度的中央政府创立“经济特区”，正是希望做这种事。在其他地方，发展靠地方的主动措施推动，负责其事的地方政府或区域都会机构越来越富创业精神。当局希望复制出引发数字革命、造就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的那种环境；当年的新经济虽然在21世纪初崩溃，但根本地重塑了资本主义技术的秩序。创投资本集中在硅谷等地区，理论上正是要成就这件事。这种政策成效不一，此事发人深省。不过，这种情况也很好地说明资本如何抓住某些矛盾（例如集中与分散间，或垄断与竞争间的矛盾），把它们转化为对资本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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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上述发现对反资本主义政治有何意义？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处理垄断与竞争、集中与分散之间的矛盾这件事上，资本大致非常成功，可以将这些矛盾转化为对资本有利的情况，虽然资本有时必须通过危机去做这件事。在我看来，未来任何一种可行的另类社会秩序，都无法消除这些矛盾。因此，有意思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处理这些矛盾？但我们必须避免把这些对立视为彼此独立的情况，因为它们其实是矛盾统一的情况。例如假定分散必然民主、集中必然不民主便是错误的。追求绝对分散这种幻想（目前某些左派人士正是习惯这么做），很可能替隐蔽的集中垄断控制创造机会。另外一些左派人士追求彻底理性的集中控制，则可能造成不可接受的极权式停滞。资本已经以有机的方式找到一种方法，利用资本失衡导致的危机，达到垄断性集中与分散竞争倾向的平衡和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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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也学到其他相当重要的东西。资本懂得改变它运作的层级，使权力和影响力集中在对资本的权力再生产最有利的层级。例如在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当城市和州的权力变得过度集中时，资本主要转向联邦层级寻求支持。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联邦政府变得过度倾向于干预和监督经济运作，资本便逐渐转向支持州的权力；目前共和党支持资本主义的民粹行动，最猛烈的部分正是发生在州这一层级。在这方面，反资本主义左派与资本对抗之余，可以从资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有趣的是，相对于社会民主左派，许多反资本主义左派目前倾向于在微观层面抗争（自治和无政府主义构想和方案，在这个层面最有效），使得宏观层面几乎全无与资本对抗的力量。太多人过度害怕集中和垄断，结果便是反资本主义抗争软弱无力。垄断与竞争之间辩证但矛盾的关系，未能有效地化为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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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oseph Stiglitz,The Price of Inequality,New York,Norton,2013,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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