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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法农，我在这里提出暴力的问题，不是因为我或他支持暴力。他强调暴力，是因为人类的处境往往恶化到根本没有其他选择。甚至甘地也承认这一点。但动用暴力可能有危险的后果。革命人道主义必须为此难题提供某种哲学答案，为面临初期悲剧的人提供一些慰藉。人道主义者的终极任务或许便是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约2500年前所说的：“驯服人的野性，使这个世界的生活变得温和宜人。”但要做到这件事，我们就必须正视和对付支撑殖民和新殖民秩序的巨大暴力。这是胡志明必须对抗的，切·格瓦拉致力克服的，也是许多后殖民斗争中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坐言起行、坚定对抗的，包括几内亚比绍的卡布拉尔（Amílcar Cabral）、坦桑尼亚的尼雷尔（Julius Nyerere）、加纳的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以及塞泽尔（AiméCésaire）、罗德尼（Walter Rodney）和詹姆斯（C.L.R.Jame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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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资本的社会秩序与它的殖民地化身，在本质上有任何不同吗？资本在本国无疑想方设法与殖民暴力的冷酷计算划清界限（将殖民暴力讲成是为了“那边”未开化族群的福祉，必须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手段）。它必须在本国掩饰它在海外展现的过度赤裸的暴行。“那边”的事可以掩盖起来，使人看不见听不到。例如，英国殖民统治肯尼亚期间，20世纪50年代镇压肯尼亚“茅茅”起义所动用的恶性暴力，到今天才被英国当局充分承认。资本的运作在本国走向这种暴行时，通常会引发类似反殖民抗争的反应。当它在本国支持种族化暴力时（例如当年美国的情况），它便会引起像美国黑豹党和伊斯兰国度（Nation of Islam）这种运动，产生麦尔坎·X（Malcolm X）和马丁·路德·金这样的领袖；金后期看到种族与阶级之间的关联，承受因此产生的后果。但资本吸取了教训。种族与阶级问题越是紧密相连，革命的导火线烧得越快。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清楚阐述的，是资本在市场、生产过程，以至日常生活领域宰制劳动者所涉及的日常暴力。我们随意拿一些描述当代劳动者处境的文字（例如孟加拉国成衣厂，或是洛杉矶血汗工厂的情况），比较《资本论》中描述“工作日”的经典章节，很可能会发现两者并无不同。同样令人震惊的是，我们拿里斯本、圣保罗和雅加达劳动者阶级、边缘族群和失业者的生活条件，与恩格斯1844年的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相比，会发现两者没有什么实质差别。[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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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所有地方，寡头资本家阶级的特权与权力，正引导世界走往类似方向。在不断加强的监控技术、警力和军事化暴力支持下，政治权力正被用来侵害被视为可牺牲和可遗弃族群的整体福祉。我们每天都在目击可弃族群的系统性非人化。残忍的寡头权力正通过极权式民主体制施展出来，设法立即破坏、拆散和压制任何一致的反财富政治运动（例如占领运动）。值得注意的是，有钱人看到运气不如自己的人时，满心傲慢和不屑，即使（特别是）他们在幕后竞争成为慈善之王时也是这样。寡头阶级与其他人的“同理心差距”巨大，而且还在扩大。寡头误以为收入较高者作为人的价值也较高，误以为其经济成就证明他们对世界的认识高人一等（而不是因为他们的会计伎俩高人一等，而且擅长钻法律漏洞）。他们不懂得倾听这个世界的困境，因为他们无法正视自己在这种困境的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且他们蓄意不去正视这个问题。他们看不到也无法看到自身的矛盾。亿万富翁科氏（Koch）兄弟慷慨捐款给麻省理工等大学，甚至替值得帮助的教职员盖起漂亮的托儿中心，但同时耗费巨资支持美国国会中的一项政治运动（由茶党派系领导），推动削减食物券预算，也拒绝为赤贫或接近赤贫的上百万人口提供救济、营养补给和托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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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世界各地偶尔发生的猛烈和不可预测的民怨爆发（光是2013年便出现在土耳其、埃及、巴西和瑞典），越来越像是一场即将来临的大地震之前的震动，而这场地震将使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革命斗争显得很小儿科。如果资本有寿终正寝的一天，那么这场地震无疑将敲响资本的丧钟，即使后果很可能不是任何人所乐见的。这是法农明确告诫我们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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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希望是，多数人类能在世界过度腐败、人类和环境所受的伤害大到无法修复之前，看清眼前的危险。面对教宗方济各正确称为“冷漠全球化”的现象，全球人民必须做一件法农利落概括的事：“首先决定醒过来，开动脑筋，停止玩不负责任的睡美人游戏。”[12]如果睡美人能及时醒过来，我们或许能迎来童话般的结局。葛兰西写道：“人类历史的绝对人道主义，并不是以和平解决历史和社会的现有矛盾为目的，它正是这些矛盾的理论。”布莱希特说，希望潜伏在矛盾中。如我们所见，资本的领土中有很多迫切的矛盾，足够赋予我们许多抱持希望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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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avid Harvey,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London,Verso,2013,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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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eter Buffett,“The Charitable-Industrial Complex”,New York Times,26 Jul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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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atharine MacKinnon,Are Women Human?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Dialogue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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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iorgio Agamben,State of Exception,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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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ohn Mackey,Rajendra Sisodia and Bill George,Conscious Capitalism
:Liberating the Heroic Spirit of Business,Cambridge,MA,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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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ouis Althusser,The Humanist Controversy and Other Writings,London,Verso,2003;Peter Thomas,The Gramscian Moment
:Philosophy,Hegemony and Marxism,Chicago,Haymarket Book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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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Frantz Fanon,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New York,Grove Press,2005,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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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Frantz Fanon,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New York,Grove Press,2005,p.144.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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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rantz Fanon,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New York,Grove Press,2005,p.144.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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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Frantz Fanon,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New York,Grove Press,2005,p.144.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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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Frederick 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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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Fanon,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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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后记 政治实践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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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资本矛盾的这番透彻审视，对反资本主义政治实践有何启示？它当然无法告诉我们，在围绕着各种具体议题的激烈和复杂的斗争中，具体应该怎么做。不过，它确实有助于我们制定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整体方向，同时也为反资本主义政治提供论据和强化理由。民意调查机构问它们喜欢的问题“你是否认为国家正朝正确的方向前进？”时，它们假定人们对何谓正确的方向有一定的概念。那么，对我们这些相信资本正朝错误的方向前进的人来说，什么是正确的方向？如何评估我们在实现相关目标上的进展？如何基于这些目标，提出谨慎和明智的建议（相对于那些借由加深资本的势力以响应人类的迫切需要的荒谬理论，它们确实是谨慎和明智的建议）？以下是从资本的17个矛盾中推出来的一些建议，可提供政治实践的方向，希望也能赋予它活力。我们应当以这样的世界为目标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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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先为所有人直接提供足够的使用价值（房屋、教育和食品安全等等），而不是借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体系提供这些价值；这种市场体系将交换价值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并以支付能力作为分配商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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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造一种交易工具，它必须能促进商品和服务的流通，但同时限制或排除私人累积金钱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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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私有财产与国家权力的对立，尽可能以共同权利制度代替（特别重视最关键的两类公共资源：人类知识和土地），由公民大会和公民社团负责创建、管理和保护此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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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私人占有社会权力的情况，不仅受经济和社会障碍约束，还成为人们普遍厌恶的病态异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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