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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9751 超凡魅力是从德语输入的一个社会科学专业概念，如今却变成了一个最常听到的称赞美国执行官的用语。“干练的”执行官已经消失了很久。确实，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姑不论他同暴君的区别，是很难同煽动家区分开的。但是，尽管有这种社会科学的趋势，任何民主政体仍然需要辨认并谴责煽动家和暴君——因为他们仍是它的敌人。马基雅维里思想的长远后果是，它已经导致辨别力的相当严重的丧失。作为他的隐蔽动机的X光片的中立性，已经变成了所谓的科学的客观性，它被处心积虑地用来模糊宪政主义政治必不可少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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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9753 “超凡魅力”是马克斯·韦伯本着尼采反叛理性主义的精神发明出来的一个概念。它的流行反映着一种马基雅维里式嗜好的无意识回归，这就是对感官因素的嗜好，它与帕布利乌斯所承诺的宪政主义行政的可靠益处完全相反。民主的人民在追求超凡魅力时易于受到愚弄，他们事先便为领袖的轻率和不负责任提供了理由。作为一个概念，超凡魅力在科学上是中立的，它寻找来自于任何方向的刺激——不在乎它来自于何方。结果却是提供刺激的执行官，即煽动家，受到了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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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9755 马基雅维里打算用他的中立的执行官完成什么呢？人们逐渐满足于令他们愉快的安排，即反映他们的党派愿望和欲求的秩序和现有的统治形式。马基雅维里的执行官的目的，是提醒人们别忘了他们的恐惧。突如其来、令人惊恐的执行[处决]，让人们记住这种舒适秩序的来源以及它们的目的，即提供安全，对抗他们的恐惧对象。这种执行[处决]使他们窥见到统治的必然性，以及一幅不服从之后果的生动画面。在这种真正的马基雅维里时刻，政府的形式又在产物或后果这个意义上回到了它的目的，并且是根据这个目的加以评判的。一切党派形式的统治，必须通过这个中立的检验：它保障我的安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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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9757 但是，各种模仿美国宪政建设的民主化运动，也有着直接诉诸民众感情的意图。在这个宪政主义的共和国，已经找了把政府交还给人民的方式；按照这种政府的形式，它最初是要从人民手里收回统治权。不过这种诉求不是用清醒的马基雅维里式方式唤醒人民的畏惧感。相反，早期的民主化模式包含着这样的政党，它们要表达人民对自治的共和主义的自豪感——诉诸民众的情感，而不是公共理性，这正是帕布利乌斯在《联邦党人文集》第49篇警告过的事情。后来，这种趋势日益加快，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它不是诉诸民众的自豪感，而是要唤醒和激励那些消极依附、对投票兴趣索然的人民的热情。于是便有人呼吁用超凡魅力去刺激人民；于是便有了借助于舆论调查、电视和总统初选大会的事情，以便为人民说出他们好像没有能力自己表达的话。受到帕布利乌斯轻蔑的“哗众取宠的雕虫小技”（《联邦党人文集》68），获得了科学的地位，发挥着给人民解释政府和他们自身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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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9759 无论热情与否，民主化模式已经侵入这个地盘，干扰了宪法设立的官职所要维护的冷静态度。在这件事上，托克维尔的远见卓识，要比我们的事后聪明更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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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9761 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不容易理解形式的功用，他们对形式有一种本能的轻视……形式使他们反感，而且往往使他们憎恨。他们通常只向往容易得到的眼前的享乐，所以急不可耐地冲向他们所追求的每一个享乐对象，稍有挫折即表示失望。把这种性格带进政治生活以后，便对时常拖延或阻止他们实现某些计划的形式产生敌对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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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9765 但是，民主国家的人对于形式所感到的这种不便，正是形式有利于自由的地方，因为形式的主要功用在于在强者和弱者之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设立一道屏障，阻止强者或统治者随意做出决定，使弱者或被统治者有时间再好好想一想对策。随着统治者更加积极和强大，个人日益消沉和变弱，形式更为必要。因此，民主国家的人民本来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需要形式，但他们又很自然地不太尊重形式。（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II.i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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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9769 这种重目的或欲望对象而轻形式的民主习性，正是美国的立国之父打算用宪法，尤其是他们纳入共和政体的执行官加以包容的东西。美国总统要维护宪政，使其不受人民和立法机构的狂热情绪的侵害。是他，而不是他们，将掌握紧急状态下的权力，他的长远事业将从人民那儿得到持久的赞同，所以他不太会屈从于他们轻率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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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9771 相反，对形式的不耐烦，恰恰是马基雅维里打算用他的可怕的执行[处决]行为释放出来的情绪。通过集中体现于“超凡魅力”这个词中的执行官的民主化，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虽然他的权宜性的“善于运用残酷”已不复存在。今天的政府似乎分成了两类，一是没有能力运用残酷的政府，一是除了残酷一无所长的政府。它们都不能算是马基雅维里式的政府。我们对自己的宪政体制似乎有所怀疑，却不愿意接受“只看目的”这个马基雅维里的结论（《君主论》18）。这样看来，现代执行权学说也许有些问题。为了搞清楚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需要评价我们过去的处境。在做出这种评价时，我将提出形式与目的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它是执行权的本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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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9773 现代执行权学说以对抗亚里士多德的王权学说作为起点。后者的核心观念是人类承担着统治的责任。统治是通过某种秩序或政府形式完成的，这种形式有它自身的目标，或是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例如，民主的形式推动其公民过民主的生活。但是，除非人们天然地适应这种生活，真正的民主政体是不可能实现的。就像实际发生的情况那样，假如他们的天性中既有民主政体的因素，又有寡头政体的因素，那么单纯的民主政体是不会让他们满意的，没有得到回应的要求依然存在。只有最杰出的人，他既是民主派又是寡头派，同时又优于两者，他的要求才能完全得到满足；因此，只有在这个最杰出者的王权政体中，政府的形式才能达到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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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9775 但是，在得出了类似于柏拉图哲学王的王权政体或贵族政体的结论后，亚里士多德又从这里撤退了。考虑到这种王权之道的实际困难，他在混合政体中为他找到一个实用的替代品。他在这里采取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宪政主义观点，要找出禁止形式向其不可避免的党派目的前进的办法——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屏障”。但是，这位政治哲学家的王权政体，其实仍处于幕后，总是吸引或指导着把不完美政体改造为最佳政体的改革。因此，妥协的方向是进取的。负责任的统治者接受人类的不完美，认为它是有用的，但他又盯着高贵的境界，并不承认每一种不完美都是一成不变的。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自然允许人类的优秀品质获胜，虽然没有为它提供保障；因此，自然引导并强迫我们亲自承担责任，让她那令人迷惑的承诺结出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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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9777 在马基雅维里看来，自然不是人类优秀品质的朋友。她送给我们的不是礼品，而是必然性，对于这种必然性，必须用一种经过改造的优秀品质进行管理。马基雅维里的“virtù”（品质）立志于追求荣耀，但是它也通过使国家振兴的执行[处决]行为，让人们记住他们的首要目的，即安全的需要。马基雅维里劝告我们，不要承担完善自我的责任，更不要承担完善自然的责任。这种责任经过基督教的解释，通过强迫人们变成神意的执行人，使他们遭受奴役。马基雅维里告诉我们如何为我们自己的、人类的必然性承担起责任。君主利用他的执行[处决]行为，因为“人类的必然性”是每个人的必然性，因此不是统治者的责任。执行的暧昧性即存在于这种既接受又避免责任的行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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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9779 这些人类的必然性在霍布斯那儿变成了代议制政府的基础，驯化君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霍布斯把君主形式化了。他没有像马基雅维里那样，为君主的实际行动提供范例，而是描绘了一幅自然状态的画面，一种在实际经验中难以看到但是很容易从这种经验中推导出来的状态。自然状态向每个人表明，从形式上说他们都是自己的君主，因为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的想像力，不必在实际上像君主那样行动。人人都是自己的君主这条原则，被形式化为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这是对马基雅维里的获得论的一种防卫性的、温和的、普适性的和理论上的重申。因此，当主权是由每个人的自然权利授予时，政府的形式是根据这一目的建立的，并处在它的管束之下。对马基雅维里的君主所建立的政府，也可以这样说，不过霍布斯的方案较少不确定性，或者较为科学，因为它不依赖实际的执行[处决]行为及其所要求的精明审慎。在这里，形式的优点伴随着形式主义的缺点，即始终存在于霍布斯的政治科学中的形式与实质之间的断裂。对他来说形式和目的是一体的，但也仅仅在形式上是一体的。现实中的主权者能够遵循霍布斯的所有原则，但仍会归于失败。换言之，权力的正当性并不能保证成功。但是，霍布斯之后的宪政主义的执行权观点，恰恰是一种通过权力正当性来保障正确性的尝试。假如执行的官职能够在法律或理论上受到适当的限制，那么它也要求履行职责所要求的能力——同时限制那些对于它来说太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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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9781 霍布斯试图用目的去规范形式的努力，又被洛克接了过去并使之得到加强。洛克赋予主权以一定的结构，即一种“宪政体制”，从而对霍布斯[对主权者]的授权做了改进。采用分权结构，政府的形式不再仅仅是一个形式化的君主或暴君。由于形式不再仅仅是繁文缛节，建立政府的行动便获得了一种在霍布斯的政治科学中不具备的尊严。形式成为目的的一部分；导致安全的自由选择，变成了安全的标准或特征。洛克保留了安全这个目的，把它作为从两方面检验形式的标准：一是人民改变、消灭一种政府形式或建立新的政府形式的超宪法的权利；二是执行官的自由裁量的特权。因此在这种宪政体制中，形式和目的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而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有着和谐的关系。政府的形式是建立法治制度的立法权；目的则是由“在规则之外谋求公益”的特权来代表。洛克的执行官（和我们的执行官）的地位是暧昧的，因为他既为形式效力，也服务于目的。作为立法权的臣仆，他是下属，作为批评者，他又是平等的一员或是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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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9783 孟德斯鸠不满足于把形式和目的分离的形式主义。自由的宪政体制需要一个自由的社会，不然它就会腐化变质，被滥用于非自由的目的。其实，正如孟德斯鸠对古人的共和主义优秀品质的敏锐批判所示，一个自由共和国自身的形式（它的“性质”）将同它的目的（或“原则”）发生矛盾。在那些现代哲学家看来，主权者的正当性（霍布斯）或宪政体制的尊严（洛克），是依靠专制政体的恐惧原则来维持的。必须寻求形式和目的的相互调整，而这种调整的一个基本的方面，就是一个没有刑事惩罚权的执行官，使政府和社会能够遵照发言权的规定生活在一起。当社会的各派人相互对话时，他们通过政府的各部门展开辩论，围绕着立法权和执行权形成党派。这些党派分别代表意志和本性，或形式和目的。但是，尽管有孟德斯鸠的调整，他并没有成功地把形式和目的统一起来。他的自由宪政体制是一个无尽头的调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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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9785 按帕布利乌斯的观点，美国宪法把它自身的形式置于它所服务的目的之前，因为形式就是目的的一部分。这也是洛克的宪政悖论。宪政体制为了服务于人民，必须控制人民的统治欲。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必须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主子。只有当人民不漠视宪法的限制，不强迫政府轻率地迎合他们的欲望目标——因为人民把宪政体制的结构形式、程序和权利置于他们自身的目的之前，虽然他们也把后者视为宪政体制的目的——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够依照宪法进行统治。为了做到这一点，人民必须把宪政体制当作目的给予爱护或“崇敬”，认为值得致力于维护这种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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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9787 令人困惑的是，当人民把宪政仅仅视为自己的工具时，它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人民。少数人颠覆或推翻宪政当然是可能的，但是帕布利乌斯提醒他的同胞说，在人民的政府中，这并不是主要的危险。主要危险来自于内部，也就是说，来自于人民自身的多数派；因为从事颠覆活动的少数人，最有可能因为人民的支持而成为煽动家。帕布利乌斯没有因为人民不是积极而直接地进行统治，就免除人民照料自己事务的责任。人民要对很好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负责，要对允许并要求他们以共和国的形式进行统治负责。他们对宪政体制的崇敬，将鼓励他们的一种可称为主动节制统治欲的行为，而且很容易把它同冷漠或顺从区分开。为人们提供许多官职的联邦制，允许相当数量的少数人进行统治。因此任何坚持亲自统治的人，都不必约束自己这样做。但是所有的人都要承担起遵照宪法进行统治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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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9789 美国的宪政体制是洛克式的，但是它比洛克的宪政体制更温和，因为它符合孟德斯鸠的分权，即把司法权从执行权中分离出来。这种宪政体制的所有部门都来自于人民，因此它依靠的是人民的自豪感，而不是他们的恐惧或一个君王的威严。它是可以修正的，但必须从宪法上遵循它自身的形式。从理论上说，如果享有主权的人民愿意，它也可以被废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享有主权的人民已经选择了认可宪法并依靠宪法生活，他们变成了宪政主义的人民。人民的目的不再处于宪政体制之外，对它的命运漠不关心。人民可能放弃宪政体制变成了难以想像的事情，因为一旦建立起这种宪政体制，人民也是被它所塑造的。这种宪政不仅把必然性的命令带入宪政形式，它的目的还发挥着提醒人们做出杰出的表现、接受维护它的挑战等作用。形式和目的就像在亚里士多德的政体中那样，被联系在一起，至少部分如此：宪政的形式以它自身作为目的。因此，节制统治的欲望也变成了一种统治类型。人民是宪政体制的裁决者，然而他们是经过了宪政体制的塑造，才成为它的杰出的裁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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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9791 这种可喜的发展，无论它在美国的历史中实现了多少，却受到直接诉求于人民这种做法的威胁，这种现象在当代政治中变得越来越明显。这种直接诉诸人民的做法，来自于民主的慌乱和左右两派助长急躁心情的信条。这种直接诉诸人民的做法在极权主义政府中最为明显，当它声称为民造福时，它不必费心征得（或服从于）他们的同意。极权主义政府谎称它们比任何政府都更接近人民；所以它们不需要宪法上的条条框框。然而这种谎言的结果是，它们是举世所知最能撒谎的政府。虽然献身于真理，它们撒起谎来却比所有的政府更放肆。它们对自己的科学充满了荒谬的自豪感，声称它能改造人类；它们比现代宪政体制立志击败的神权政府更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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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9793 但是，在今天的立宪民主政体中，可以看到为了目的而牺牲形式的相同趋势。美国的宪法权利经常是根据它们的行使后果加以解释，如“结果平等”这个臭名昭著的说法所表明的，却不考虑产生这种结果的宪法手段或程序。在美国政府中，所有三个部门，而不仅是它所属的执行部门，都可以看到积极作为的现象。仿佛强大执行官的精神已经避开了宪法约束，所有三个部门都想得到在规则之外为公众造福的特权。在大家的举止都像执行官的地方，宪法所规定的执行官在争夺特权上似乎占有优势。但是，他支配的地盘越大，越能超出立法和司法部门、达到法律所不能及的地方，他就越容易受到另两个分支的侵扰。当各个分支部门和政党就宪法权利和限制进行辩论时，尽管他们有党派倾向，如果他们同意定义的必要性，他们便共同生活在宪法之下，遵循它的精神。但是，当各个政党不接受定义或解释的必要性时，宪法便开始失去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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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9795 假如宪政体制没有规定我们的责任，这也许无关紧要。但是它确实做了规定：我们通过宪法中规定的权力和义务，知道对我们的政府和我们自身应当有何期待。所有的部门，甚至所有的公民，都拥有某种权力，却没有人承担责任，因为谁也没有规定的责任。宪法规定的缺失导致了责任的缺失。宪法既不能规定得太多，也不能规定得太少。然而问题正是出在它对执行权这种最抵制定义的权力的定义上。对于采用宪政体制的人民来说，最困难的也是最有必要的事情，莫过于对执行权是什么做出一个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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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9797 假如执行官和他为之服务的人民有能力负责任地采取行动，那么我们就需要一种有能力分清责任的政治科学。这种政治科学从本质上说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它同发明了现代执行官的马基雅维里的政治科学是对立的。讲责任的政治科学把政府的形式与它的目的结合在一起，使它能够看到形式的成绩是好是坏。就像面对问题的负责任的人一样，它是“透过目的看问题”。它不满足于价值中立的描述，让人民随波逐流，它也不会不计后果地做出价值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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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79799 最佳的、惟一真实的政治科学是为后果负责的，不过它在这样做时遵循一条原则。它承认必然性，但它并不一味服从。甚至当它看到人们要同自然的必然性打交道时，它也要从他们如何打交道中寻找人类的选择。亚里士多德式的政治科学寻求自然与选择（或形式与目的）之间的协调，而不是寻求马基雅维里式的主宰自然，到头来反而变为屈从于必然性。只有这种协调能使人负起责任。假如他们的选择违逆自然，他们总是能够虚张声势地沉痛宣布，这种结果是命中注定的，从而推卸对自己的行动的责任。我们要民主，但我们必须接受专制——这不是我们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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