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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治科学家必须成为哲学家，成为责任的教诲者。教导别人负责，与自己承担责任是大不相同的。为了进行这种教导，一个人必须为别人主张自己的应得物、做出自己的选择留出空间。教师不可以包办一切，不给学生留下任何努力的余地。他可以表明优秀品质的主张导致王权，但他本人不可以试图变成君王。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他必须允许自己，一个品质卓越的人，被民主的贝壳流放制度逐出政治。美国的立国之父就用他们的宪法做了类似的事情，因为他们想让它属于美国人民。有些人认为，立国之父建立了一个利益体系，因为他们害怕让别人为他们自己负责，然而事实上他们允许利益代表优秀品质，因为他们希望鼓励责任心。这是惟一负责任的做法。既然一个人不能亲自统治一切——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直接统治，或通过一种机制进行间接统治——那么不给别人留出责任，就是不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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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里都不想让哲学家在政治中出风头。亚里士多德认为，苏格拉底的哲学王对于亚里士多德授予统治权的绅士来说，是过于可怕了。马基雅维里相信，任何哲学表演，即使是发生在同政治保持相当距离的沉思生活之中，都会打断他所钟爱的君主对世俗事务的专注。所以他要拯救他们；他教给他们——和我们——如何逃避改善政治的责任。我们将学会如何把我们的选择伪装成必然性，把我们自己装扮成必然性的执行人，以此来掩盖我们的选择。但是马基雅维里要比他的后学更加无畏，他们对于他的见识既感激又害怕。从一个角度说，他们把他的必然性的政治观发展成了科学和认识论，从而强化了他的思想；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们采取了驯化君主的措施，为他的粗鲁装上了刹车。他们这种策略中的后一个因素，可以被解释为向亚里士多德的责任心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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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始于霍布斯，他使哲学或科学具有了开放性。他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披着经院派的外衣变成了公共哲学，他认为必须用一种新的科学代替它。然而危险在于，主权者似乎会变成科学家的执行人，霍布斯试图通过攻击专业人士的政治干预，尽量减少这种危险。他在攻击别人的火力的掩护下，让自己躲到画面之外。洛克保留了公共政治科学的观点，但对它做了修正，把捍卫自由纳入其中，这样一来，自由的人民将感激他，却不必服从他。然而，他把一种“完美的自由”置于实践之中（《政府论》），又从理论上否定了它（《人类理解力研究》）。孟德斯鸠虽然对这两方面更加寡言少语，但大体上也是如此。讨论政治自由——在我们今天它是真实的——的现代哲学家，没有为他们那种理论上悲凉的自由观承担起责任。他们很难提供必然与选择之间的必要协调。所以他们在自由不足（现实主义）和自由过多（理想主义）之间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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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只有从执行官的领导中才能看到政治责任。现代人把亚里士多德的慎思功能区分为立法和执行的做法并不成功；它使立法机构远离行动的领域，不清楚为了立法需要知道什么。在美国以外的任何地方，立法职能都已落入执行部门；在美国，国会为了维持其不太平等的地位，只好利用它的各种委员会及其工作班子侵入执行官的领地。人们注意到，在私营部门，任何商业活动都没有发现把执行和立法的职能分离是有益的。分权不起作用并不意味着应当放弃分权，或美国混合职能的方式应当换成英国的方式。但是，洛克打算提出的责任划分，即普适性的法律和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之间的划分，已经被克服了，受过马基雅维里熏陶的人，对此不会感到惊奇；这有利于更易采取行动的权力。作为这种普遍趋势的一个标志，可以指出，采用“领导权”（leadership）这个概念，而又不让人觉得是在支持君主政体，是十分可能的。在执行官的领导权中，过去的君主政体党派不拥有他们曾经要求的任何东西，但他们拥有足以让自己感到满足的东西，现代共和主义者已经不自觉地承认君主制中有不少真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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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成功，执行官的领导必须讲原则。因为只有某种原则能让一个执行官安然渡过必定出现的厄运，而如果他惟一的标准就是成功，这种厄运必然会让他栽跟头。“千万要挺住”，最近一位美国总统在事态的进展对他不太妙时，对自己的党徒这样说。这就是诉诸优秀品质的行为，而不是个人利益的算计：事事落空之际——这是可能的——要保持优秀品质。当实用主义失败时，优秀品质是实用主义者的最后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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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责任统治的现代版，它只能由一种亚里士多德政治科学的现代版揭示出来。执行官的领导，例如里根革命，展示了美国政府意味着什么。它们把形式和目的统一起来，使统治者不但能够为他们的理念或行为负责，而且能够为这两者的结合负责任。例如，里根革命的承诺是带来一个美国，它由具有某种优秀品质的美国人组成，而不仅仅是让这个美国生活得更好或更安全。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这些“宏大而艰巨的事业”的产生，必须受到“追求幸福”的约束。它们在现代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坚持的安全和自由这个大主题下表现各异。对忍耐、牺牲精神或高贵品质的诉求被统统取消，除非是在最严重最明确的紧急时刻。甚至亚西比德[410]也无法说服一个现代执行官去从事他劝说雅典人进行的西西里远征。就此而言，每个现代执行官都是软弱的。但是追求幸福也反映着优秀品质，我们以其党派名称，分别称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反动品质。因此，它们是对优秀品质的要求，也能根据采用了王权和混合政体的亚里士多德政治科学加以分析。谁是由新政造就的自由主义者，能够成为统治一切君王呢？假如不能，必须把哪些素质与他混合在一起，才能塑造出完美的品质呢？如何能在政治上做到这一点呢？仍有必要提出这些问题，而且有可能找出答案——即使不采用这种陈旧过时的语言。我把这项发现适当用语的任务，留给别人或另一个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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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用政治科学家应当记取的几条教诲和给执行官的一条忠告作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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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政治科学家要对他们的问题的来源心中有数。他们需要知道，自己所研究的现象是政治中的自然现象，即同政治并生从而不可避免的现象，还是为某种目的发明出来的人为现象，因而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已经知道，执行权是发明出来的；然而它在君主政体中却有自然的基础，它既反映着这种政体，又试图压制它。要想评估政治科学影响政治的能力，政治科学家必须了解他们这个学科的历史：在实践中，他们必须搞清楚对政治有着十分出色而冷静的观察力的希腊人，同更勇敢、更有创新精神的现代人之间的差别。今天的政治科学家来到他们认为问题终结的地方，错误地以为他们的起点就是人类科学的最高峰。他们根据今天美国总统的行为去研究“执行官”。就普遍性的特定属性而言，他们是正确的：美国总统是有批判精神的执行官。假如他们不那么眼界狭小，他们也会认识到，他们只是偶然撞上了一条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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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政治科学家应当像亚里士多德建议的那样，通过政治党派的主张去研究政治。当然，作为言辞，这些主张是模棱两可的。它们往往带有欺骗性，或是自欺欺人；它们通常难以解释，所以对它们的含义也许不可能取得共识。但是，为了理解政治转而去观察行动，希望找到一条独立于不可信不可靠的言辞之外的明确无误的标准，无异于捕风捉影。这种不自觉的马基雅维里式的做法，作为所有类型的行为主义者的特点，是不会感动马基雅维里的。他清楚行为本身不会说话，只有让必然性同它们挂钩，才能让它们产生意义。我们的行为主义者在谈论“利益”和“理性选择”或编造任何价值中立的概念时，他们是在模仿这种挂钩的做法。然而必然性是个词，所以它的变体也是词。把这个词用于政治活动家的行为，要比评价从他们嘴里听到的词更带有任意性，因为这种做法是把必然性和选择混为一谈，从而也是故意剥夺它们的意义。这条教诲并没有否认一个常识，即根据行为去判断言辞，由此了解说出它们的人是否当真。这种从方法论上忽视政治主张的做法，是大可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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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假如言辞关系重大，政治科学家就应当关注他们在政治中看到的措辞，不要假设它们是精于措辞者的惟一言辞。（我已经提到过他们对“执行”一词的忽略。）这些措辞可能是由以往的政治科学家引入的，这有可能使它们获得敬重；或流行话语会迷上某个名称，因为它揭示出政治景观中令人感兴趣的特点。今天的政治科学家，尽管如此偏爱民主政体，居然会认为普通人的政治语言对于理解政治没有价值，这颇值得玩味。例如，在听到执行官获得了“魅力超凡”的赞扬时，这不仅是一种需要解释的现象，也是一种需要进行评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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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政治科学家不应当高估形式分析的可能性。执行官的一个顽固的本质就是非正式的权力，它比任何定义所能预见或加以条理化的权力都要大，研究这种现象可以成为治愈行为主义或其他方法论痼疾的一剂良药（不过最好是病人知道自己有病）。就一个君主和他的荣耀而言，并没有多少东西可以让计量专家清点出来。执行行为的寥寥无几的规则，恰恰因为它们是体系化的，所以只适用于相互竞争中的平庸表现。在现代政治中，执行官代表着独一无二的、个性化的和特殊的因素。凡是不承认这些性质，一味坚持清点、合计和形式化的科学，都不可能理解执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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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政治科学家不应相信民主政体是惟一的政体。做一个有头脑的民主派，必须能够拿它的优劣同另一些政体的优劣进行比较。引用温斯顿·丘吉尔的妙语——民主是一切政体中最不坏的政体——是不会让政治科学家满足的，这尤其是因为丘吉尔本人思考过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实际比较各种政体，才能认识到现代民主政体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打了折扣的民主，是一种混合政体。尤其是在存在着执行权的情况下，政治科学不应当对蒙昧时代君主政体受到的崇敬大惊小怪，也不应当对它出没于我们中间感到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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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执行官想有出色的表现，是应当受到科学的训练，还是应当在“励志学校”里学习，数年前这仍然是个问题。如今已经很清楚，胜出的是商学院及其手法：执行官已经专业化了。专业化意味着集团化。今天的执行官是由顾问包装、由官僚机构包围着的，所以他渴望重温旧梦，按自己的想法亲自做点儿什么。这是藏在他灵魂中的马基雅维里。他要单打独斗——既然他是位于顶峰的总统。在这顶峰之上，总统一枝独秀，是因为他孤身一人；他孤身一人，是因为他一枝独秀。换言之，把孤身一人混同于独特性，把独特性混同于优秀，是一种幻觉。孤身一人的欲望能被误解为获得超凡魅力的欲望——后者其实恰恰是它的对立面：是获得大众追捧的欲望。但是，假如我们的研究有一个清楚的结论，那么这个结论就是：对执行权的得到公认的需要，等于认可了对优秀品质的需要。这方面的所有权威都证实，不依靠一个至少部分地处在法律之外、不被体制的解释所左右的执行官，任何法律或体制都不能确保它所要求的行为。不会自动执行的因素不管是什么，它只存在于优秀品质的王国。那么，优秀品质是什么？你们会问。它大概是灵魂的完美——如今这是个不轻松的想法，然而也是个能够激励人心、振作精神、恢复健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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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化君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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