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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法治的最为具体的例子就是执行合同——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假如你与政府或者与另一私人或私人集团签署了一份合同，并且假如你确信，即使对方想要撕毁合同，政府的政策也会允许你去执行合同，那么你就会继续工作，因为你确信会有机会从付出中得到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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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上我们谈论了良好制度的四个方面，另有一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与以上四个方面相关，那就是激励公民进行金融资本投资并提供机遇。你们的资本不会被没收，不会被腐败所吞噬，会受到法律和合同的保护，仅仅知道这些是不够的。假如你的资本只能藏在床下，没有机会利用资本去投资，对于你来说，你的资本除了购买作用外，就没有什么其他用处了。但是，假如你们能够进行资本投资，那么资本就会增长，产生更多的资本。这样，你们就会受到鼓励，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工作。因此，拥有股票市场、风险投资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国家为资本提供了增长机会，为公民提供了工作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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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至此，我们已经举了五个关于良好制度的例子，它们之间相互关联。另一个关于良好制度的例子可以被视为法治的一部分——被杀害的概率低。在一个国家，当一个人总是感到身体处在会受到伤害并有可能被杀害的危险状态之中，这个人就不得不花费精力保证能够活命。想办法活命成了当务之急。假如一个人甚至都无法确保自己活着，努力工作和资本投资就不得不放在次要的位置。例如，在挪威，被杀害的概率低，这一原因和其他原因一道使得挪威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是，在洪都拉斯，被杀害的风险高，这一原因与其他原因一道使得洪都拉斯成为一个贫穷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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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于良好制度的另一个例子，用术语来表示，就是“政府效能”（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一个国家的政府拥有切实可行的、成文的法律，这还不够。政府必须有效地执行这些法律条文，来制定能够促进国家发展的政策，来培养和选拔高素质的政府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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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在我随后提出的关于良好制度的四个例子中，我将转向金融制度方面。经济学家们喜欢强调控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性。今天，假如你们国家的货币可以被预期在未来几年内具有几乎相同的价值，那样的话，你们采取一项长期理财计划还是有意义的。但是，假如你们的国家处于一种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状态，就如同1923年发生在德国的通货膨胀，以及近年来发生在阿根廷的通货膨胀，你们何必还要为了挣钱而辛苦工作呢？你们挣到的钱在几周之内甚至在几小时之内就会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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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经济学家们还强调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的资本畅通。从短期来看，限制资本流通对于保护初期阶段的经济增长可能是必要的；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限制资本流通是不利的，因为它使得一个经济体无法与其他高效的经济体之间进行竞争，而这种竞争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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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同样，经济学家们还强调打破贸易壁垒的重要性。从长远角度来看，贸易壁垒容留低效能的产业，使低效能产业不暴露在其他国家高效能产业的竞争环境之中，最终会对自己的经济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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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与资本流通和商品流通这两个因素相关，经济学家们强调货币交换的开放性。假如公民和产业能够将他们国家的货币转换为另一些国家的货币，因而能够购买海外的商品，而不是在转换货币时困难重重，他们会更加积极地去生产产品。比方说，其个国家的人民只能用他们的所得工资购买本国生产的种类不多的商品而不能够购买种类繁多的别国的商品，这个国家的人民为什么要自愿地去努力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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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最后，关于良好制度剩下的一个例子是，经济学家们强调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教育投资。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一个良好的教育体制，那么，大多数公民可以接受教育，而且找到合适的工作。反过来说，政府也因此发展了所有公民的经济潜力，而不仅仅是那些能够获得教育的少数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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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这些良好制度，是解释有些国家富裕而有些国家贫穷的重要原因。像挪威那样拥有良好制度的国家往往会变成富裕国家，像尼日利亚那样不具备良好制度的国家则往往会成为贫穷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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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针对良好制度对于国家富裕和贫穷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家得出了更大胆的结论。他们观察到，良好制度绝对能够最大限度地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而有的国家贫穷。许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将它们的政策、对外援助、贷款以及捐赠建立在这一诠释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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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们日益意识到，基于良好制度的诠释并不完整。这种诠释本身并没有错：可以肯定地说，它包含了许多真理；然而，它却并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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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说良好制度的视角并不完全，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这一看法并未说出良好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一些国家拥有良好制度，而另一些国家则没有？例如，为什么荷兰最终形成了对促进国家发展更为有效的制度，而赞比亚却没有形成这样的制度？这难道仅仅是偶然的、不可预测的事件吗？假如良好制度真的能够在任何一处随意一跃而出，为什么将良好制度移植到那些现在尚无良好制度的国家却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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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一味强调良好制度，这种通常的看法混淆了我们可以称之为近因（proximate cause）或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与终极原因（ultimate cause）或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的两个概念。为了把我想要表达的意思说得清楚明了——即近因和终极原因的不同，或者因变量与自变量的不同，下面，让我来给你们讲一个关于婚姻破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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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妻子玛丽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她偶尔会接待一起来诊所的夫妇，找她做心理治疗，因为这些夫妇认为，他们的婚姻有破裂的危险。一次，一对夫妇来到诊所，告诉玛丽，他们的婚姻出现了危机。我妻子像往常一样，先问夫妇中的一个，比如说那个丈夫，让他解释一下，为什么说他们的婚姻到了破裂的边缘。丈夫陈述了他的观点：“我妻子打了我一个耳光！那种行为对于婚姻来说太可怕了！我不想与一个打了我一个耳光的女人继续我们的婚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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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妻子玛丽转向这对夫妇中的妻子。玛丽问那位妻子：“你打了你丈夫一个耳光，这是真的吗？”那位妻子说：“是真的，的的确确，我打了他一个耳光。”接着，玛丽又问：“那么说，你们的婚姻出现危机，其中的原因是你打了你丈夫一个耳光吗？”那位妻子回答说：“不是。那不是我们婚姻破裂的真正原因。我打他一个耳光，是有充分理由的。他有外遇，跟好多女人有染。他的这些婚外恋才是我们婚姻破裂的真正原因。我不想跟一个总是不断有外遇的丈夫存续婚姻关系。我打了他一个耳光是因为他搞婚外恋，也是因为我对我们的婚姻忍无可忍了。导致我们婚姻破裂的真正原因是他在外面搞婚外恋。”假如那位妻子不那么生气，或者假如她能够理智一些，她完全可以这样来解释：“我打了我丈夫一个耳光，这只是我们婚姻破裂的一个近因；但导致我们婚姻破裂的终极原因是他在外面跟其他女人有不正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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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玛丽知道，并非所有的丈夫都有外遇。这位丈夫有外遇，与其他女人搞婚外恋，这其中一定还有某些特殊的原因。那么，在这对夫妇的案例中，他们婚姻出现危机的原因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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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玛丽又转而问那位丈夫：“你一直与其他女人有婚外关系，这是事实吗？并且，你的妻子打了你一个耳光，是因为你有婚外关系，这也是事实吗？”那位丈夫回答说：“是的，我一直与其他女人有婚外关系，那是事实。”玛丽又问那位丈夫：“但是，你为什么要跟其他女人有婚外关系呢？”那位丈夫回答说：“我跟其他女人有婚外关系，那是因为我妻子变得越来越冷淡，我从她身上感觉不到爱，也找不到感情；并且，她从来不听我说什么。我跟其他男人一样，需要爱，需要情感，需要被关注。这就是为什么我与其他女人有婚外关系：这样我能够得到爱，得到情感，得到关注。这些是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都想要的和应该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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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那位丈夫不那么生气，或者假如他一直比较理智，他就会这样回答：“我妻子打了我一个耳光，这只是导致我们婚姻破裂的近因。我在外面有婚外恋只是原因链中的又一个近因；但它们不是婚姻破裂的终极原因。而终极原因就是我妻子的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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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治疗过程中，玛丽可能做进一步的探讨，找到那位妻子冷淡背后的终极原因，诸如她的丈夫在其他方面的行为，或者诸如她的父母在她童年时代是如何对待她的。但是，无需再对这一婚姻心理治疗案例做出任何更进一步的追踪研究，这些已经足以让我给出我的观点。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对近因的确定上，我们还要询问终极原因。一位婚姻问题专家只是把打了一个耳光作为婚姻破裂原因的标签，这解决不了这对夫妇的婚姻危机。假如与他们的婚姻相关的其他事情以及丈夫和妻子都保持不变，即使那位妻子没有打她丈夫一个耳光，他们的婚姻依然存在问题。同样的道理，经济学家们不应当只满足于给出如下的定论：挪威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因为挪威鲜少谋杀事件，而尼日利亚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因为尼日利亚谋杀事件时有发生。我们不能只是告诉尼日利亚人，让他们停止相互之间的谋杀行为，并由此希望能够成功地终止尼日利亚的谋杀活动，达到促进尼日利亚富裕的目的。为什么在尼日利亚而不是在挪威普遍存在谋杀事件、腐败行为、漠视私有财产权利、不履行合同以及其他不良现象？对此，我们必须了解其终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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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弄清楚良好制度是怎样形成的。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将良好制度看作事实予以接受，认为良好制度似乎可以随意地从天而降，落到某些国家，而没有落到另外一些国家。我们必须探究人类社会所建立的复杂制度的深刻历史渊源，以便更好地理解良好制度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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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学家们特别强调的复杂制度的终极起源，让我们追溯到1.3万年前最后一次冰川时期末期的人类历史。1.3万年以前，世界任何地方的所有人类都以狩猎或者采集为生，而不是依靠农耕或者放牧。与现代人口众多的国家形态的社会——诸如意大利和美国——相比较，那个时期的所有狩猎者和采集者都处在相对简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之下。狩猎者和采集者生活在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环境：平均而言，当时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量要比现代意大利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量少得多。狩猎者和采集者获取的食物很少会有剩余，或者根本没有剩余，可以储存下来以备后来食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每天打猎或者采集到的食物，只够当天的消耗。相反，今天的意大利农民们所生产的粮食，以及从农民那里购买粮食的意大利人所储存的食物，足够他们消耗很多个星期甚至几年。大多数狩猎者和采集者都是流动的：他们并不住在永久性的房子里或者生活在镇子里，他们每天或者每隔几周就得移动他们的帐篷，跟着食物供应的季节变化迁徙。在这些狩猎者和采集者的社会中，还没有出现钱币、国王、股票市场、所得税、铜制或者钢制工具、机动车，或者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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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1.3万年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所有这些复杂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出现了食物储存、城镇、欧元和美元、国王和总统、股票市场以及所得税？所有这些都是复杂制度的内容。有的时候，复杂制度是优良的；有的时候，复杂制度则是不良的。但是，假如一个社会没有复杂的制度，那么，它就不可能拥有优良的复杂制度，保证这个社会发展成为富裕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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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考古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表明，从根本上来说，复杂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首先依赖于人口稠密且稳定的社会，其农业使得余粮储备成为可能。更确切地说，形成复杂制度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农业，而第二个根本原因是人口稠密的稳定社会，其农业生产使得余粮储备成为可能。余粮储备包括因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使得小麦、豆类以及奶酪的储备成为可能。这些余粮储备可用来养活从事非粮食生产的其他行业的人口，如国王、银行家、学生和教授们。因此，没有农业作为先决条件，就不会有国王、官僚、商人、发明家、中央政府、发达的部落联盟和国家、文字、金属工具、市场经济、国家忠诚（而非仅仅是家族忠诚）、受过教育的有文化修养的公民、由政府主导的法治以及大学。没有一个狩猎者或采集者的社会发展出了所有这些东西的任何一种。但是，在意大利、美国以及其他拥有国家政府的社会，公民们已经对这些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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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农业是复杂制度发展的终极原因，那么，为什么农业没有在世界各地都发展起来，以便在世界各地都促成复杂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为什么尼日利亚没有像挪威那样发展高效农业，建立良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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