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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是西乡隆盛的诗。西乡隆盛，被称为日本乃至世界上“最后一个武士”。实际上，这本是一位日本高僧的诗作，西乡隆盛只是抄写了它。而毛泽东却把这首诗改了一个字，即把学不成名“死不还”，改为“誓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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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精心保管的那个账本留了下来，1968年被定为“绝密”资料，长期被封存于韶山纪念馆文物保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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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账本详细记录了毛家的收支情况。1921年2月，毛泽东率弟弟和妹妹离家投身革命后，韶山家里的房屋和20亩水田即由其外婆家和毛震公祠代管，账本的记录显示：由于苛捐杂税极为沉重，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家已经欠银4739元，即使将家产全部卖掉，所得也只有3380元，仍背负着1359元的债务。因此，韶山土地改革之前，毛泽东家实际上已经沦为赤贫，而毛家在土地改革时被划为“富农”、毛泽东出身“富农”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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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湘乡人，他极为重视在湖南和湘乡推行“新学”，东山高等小学堂便是一所新学堂，而毛泽东则是这所学堂里唯一的湘潭人，他口音不同且衣着寒酸。但毛泽东入学时写的一首命题诗，却使举座皆惊，这首诗叫《咏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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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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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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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有“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在当时阅读的《新民丛报》关于“国家”问题处，留下了他如下批写：“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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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第一次讨论传统王朝与现代国家的区别，以及宪法与人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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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只读了半年，便继续挑着他简单的行李，去了更远的地方——湖南省城长沙。那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了，毛泽东受到革命的鼓舞，短暂地参加了新军，退伍后，他花了一块钱投考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堂（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并以第一名的考试成绩被录取。在那里，他写了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而这是目前所见的毛泽东早年唯一一篇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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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写于1912年上半年的作文里，毛泽东继续讨论了法律、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之衰落，乃是因为执政者与人民之间缺乏信任，这就集中表现为人民不相信法律，因为法律建立在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上，而那样的法律，只是分裂国家与社会、人民与执政者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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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样的观点，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商鞅的“农战”法令，他认为商君法的实质，就是“农战”面前的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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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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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法家思想的核心在于组织社会，就是把社会组织成一个战斗与生产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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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深受儒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中最为毛泽东青睐的一“家”，无疑便是法家。在留下的第一篇作文里，毛泽东之所以高度肯定了商鞅和法家，是因为商鞅颁布的“农战”法令具有深刻的平等思想：“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没有谁是天生高贵的，只有那些辛勤劳动和英勇战斗的人才是值得尊重的。而“商君法”的实质，就类似于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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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刚刚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主席的毛泽东，第一次主持立法，就是制定和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国的女性和无地的农民第一次拥有了土地所有权以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实现了由法律保证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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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毛泽东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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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了生产工作。这种情形，在国民党时代是决然做不到的。在国民党时代，土地是地主的，农民不愿意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良土地。只有我们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对农民的生产加以提倡和奖励以后，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才爆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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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则规定工人有监督生产的权力，可以享受免费医疗、失业津贴、伤残抚恤、婴儿补助、困难救济、丧葬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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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和女性获得了上述权力，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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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主持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这项法律规定：中央苏区必须把土地税收的1/5用作教育经费。毛泽东和他的老师徐特立，还直接参与编排了一套完整的教育大纲，其中除了数学、语文外，还有生理卫生、园艺、商品、速记和演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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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文课本里，苏区的小学生们念的是这样的“毛版”新三字经：“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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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进行人口普查，统计人口为601912371人。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选民登记，并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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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9月15日，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建立在全民普选基础上的宪法在毛泽东主持下诞生，而此前全国有1.5亿人参加了这部宪法草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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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宪法奠定了新中国的基本制度框架，它是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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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1787~1788年美国立宪时存在着“联邦党人”与“非联邦党人”之间的激烈斗争一样，在中国历史上，也长期存在着“郡县论”与“封建论”的论战与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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