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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以来的立宪改革中，所谓“议会派”、“立宪派”、“地方自治派”，其实也就是“封建派”，因为这种所谓立宪思想的基础便是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所倡导的“封建论”。而这一思想的实质，就是要求王朝国家通过“放权让利”，以换取地方势力和社会精英的支持，维护自身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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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晚清的“立宪派”、“封建派”不同，毛泽东属于“郡县派”，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在与江青谈话时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接着，毛泽东念了新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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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这首诗放在美国历史的语境里，那么毛泽东所倾向的就是“联邦党人”，即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和詹姆斯·麦迪逊那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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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持制定的1954年宪法，与1787~1788年在费城通过的美国宪法具有相同的宗旨：为了避免新生的国家重新陷入一盘散沙，必须以法律和制度的形式，扼制地方和精英势力的分权，无论这种分权采取的是“封建”（封疆建储）、经济和财富独占还是议会专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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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宪法与美国的宪法都规定了军事、外交、财政税收和信用权的统一，使“人民”成为唯一的主权者，而地方和精英势力则必须受到“唯一主权者”的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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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宪法中，工农构成了“人民”的主体，这是因为他们是革命和国家建设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军队由工农子弟构成，是捍卫国家独立与安全的基石。中美两国宪法也都设置了常备军和民兵制度，为的就是杜绝军功贵族阶层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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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联盟的制度设置当然也汲取了苏联宪法的特点，但以少数民族自治制度代替单一加盟共和国制度，则是对苏联宪法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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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宪法与苏联宪法的另一个重大不同在于，毛泽东认为：法治不等于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也不等于国家专政。而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就是使人民群众成为立法者和国家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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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作专政呢？简而言之，如果说集权是中央政府的统治，民主是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那么“专政”则可以说是承载真理或者“天理”的阶级的统治。而毛泽东说，真理和“天理”总是在劳动人民那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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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毛泽东这样说：许多事情，最好是发动群众组织自己处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靠政府包办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要求从中协助，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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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张法治、推崇法家，但是毛泽东的法治思想绝非照搬外国、照搬西方，而是根植于中国的大地，是中国历史传统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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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以来的西方，法律根植于个人利益。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说：正是为了防止利益彼此冲突的个人之间的混战，正是为了调解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方才需要法律和“立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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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西方式的法治体现了“公安”的逻辑：国家以垄断暴力的方式，把冲突与斗争限制在“合法”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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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泽东并不认同这样的形式主义法治逻辑。他认为：法律不是个人利益的体现，国家也不是平衡利益集团的工具，在毛泽东看来，法律应该是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利益的体现，特别是他们求平等的意志的体现。劳动人民求平等的意志就是“天理”，而“天理”大于“法”，因此，他方才说“造反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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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一旦政府眼里无人民，人民心中便无政府。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信约”随之解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法治的实质无非是规定哪种反抗是“合法”的，哪种斗争是“非法”的——如此一来，也就几乎难以避免这样的潜在判断：“革命”是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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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一个叫西德尼·里滕伯格的美国青年来到中国，他遇到了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一个喝醉了酒的美国士兵，故意驾车撞死了一位名叫李木仙的中国女孩，结果，法庭却判决他只需赔付26美元。事后，女孩的父亲却又退回了6美元，因为这个可怜的父亲以为，按照中国的惯例，这6美元是经手此事的“法官老爷”必须收取的“好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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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旧中国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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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尼·里滕伯格的中文名叫李敦白，他是毛泽东的朋友，也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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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白如今已经94岁了。他说：之所以永远不能忘怀这件事，就是因为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在旧中国的法律制度下，老百姓命如草芥。他之所以还要讲述这件事，是因为它告诉我们，什么是“革命”，毛泽东发动的革命究竟改变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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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它，就是为了提醒中国人民记住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而经历过这样一场伟大革命的人民，势必任何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经历过伟大的中国革命的人民，不应该以眼前的任何成就而骄傲和沾沾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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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白之所以不能忘怀这件往事，更是因为他坚信：为了对抗那个腐败、不公、人如草芥的旧世界，就像“天理”不能被忘记一样，毛泽东和他的革命思想就不能也不应该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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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只有了解中国的世界观，方才能理解毛泽东的法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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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世界观有三个基本构成因素，一是作为文明世界的“天下”或者“天理”，二是作为政治世界的王朝、国家和法，三是作为实体的“民”或者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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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近代西方和日本不同的是，在中国世界观的构造中，“民”或者人民的意志高于王朝或者国家，而与“天下”和“天理”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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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成更为通俗的说法，所谓“天理”也就是宇宙发展的规律，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个规律就是面向平等的永无止境的变化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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