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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章龙，1918年9月入北京大学法预科，后入哲学系德文预科，他1917年毕业于长沙第一联合中学，是新民学会成员。因为没有像毛泽东那样上师范，所以他幸运地获得了继续升学，进入北大就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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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章龙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举为中央局执行委员。后因反对米夫、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的作为，却走上了另立组织的歧途——毛泽东曾经不无遗憾地说：这个人后来转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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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孟雄，1919年入北大理科旁听，他与刘仁静、罗章龙、张国焘和邓中夏一样，是由李大钊发起的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何孟雄曾担任中共第一任北京地委书记，他也是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奋起反抗王明路线的人，1931年被国民党杀害于上海龙华，年仅3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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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夏，1917年3月以邓康之名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早刘仁静一届，他是毛泽东在北大工作期间最谈得来的朋友，是中国工人运动和湘鄂西苏区的主要领导人，他长期遭受王明教条主义的迫害，1933年被国民党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年仅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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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中豪，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当时只有17岁。他是比林彪更年轻的红军纵队司令，1930年战死于赣南苏区，年仅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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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夏、伍中豪，名字大气磅礴，而其中都有一个中字。他们都毕业于今天的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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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一所学校像北京大学那样，与一种思想、一个国家和一个政党的命运联系得如此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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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北京大学，那些敢想敢干的湖南孩子收获了他们想要的，与毛泽东同行的新民学会成员几乎都得到了公费留法的机会，毛泽东也不例外。而使他放弃留学的诸多原因中，大概还有一个鲜为人们所提及，那就是他在北京陷入了与恩师的女儿杨开慧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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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后，当毛泽东离开北京的时候，他开始与杨开慧热烈地通信，在信中，杨开慧称毛泽东“润”，而毛泽东则称杨开慧“霞”，“霞姑”是杨开慧的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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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年那个寒素的青年的记忆中，北京之行是惊心动魄的，而古老的北京更是美丽而浪漫的。而这种美丽与浪漫，如洁白的梅花盛开，如冬树挂珠的晶莹，充满着青春的气息，是永远说不完、说不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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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陕北保安挂满作战地图的阴暗窑洞里，毛泽东对来访的斯诺这样深情地回忆起北京的北海和中山公园，而那里就是他听李大钊演说的地方，那里就是他与杨开慧曾经漫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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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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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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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3月，在北京的毛泽东接到舅舅的来信，得知母亲的病情加重了，他于3月12日离开北京赶回湖南，并想中途绕道上海为第一批留法的湖南青年送行。而到了南京，他发现自己竟然不名一文，更糟糕的是，他仅有的一双鞋子也被贼偷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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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好运又一次解救了他。在南京火车站，毛泽东意外地遇到了新民学会的成员易礼容，他借钱给毛泽东，于是，毛泽东买了一双鞋和到上海的车票。3月31日，在目送朋友们登上去法国的轮船之后，毛泽东立刻启程返回湖南，于4月初赶到母亲病床前亲侍汤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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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知道，作为长子，家庭的重担落在了自己的肩上，他必须挣钱养家了，于是，回湖南后的当月，毛泽东便开始在长沙修业小学担任历史老师，“修业”是一个有着佛教色彩的美好名字，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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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回到湖南一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了，长沙成立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1919年7月14日，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担任了这份刊物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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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毛泽东并不是两手空空地回到家乡，北京之行虽然短暂，却使他知道了世界上有马克思、有俄国十月革命，还有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解放”和“世界革命”这种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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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的开头，毛泽东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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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它的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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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评论》创刊宣言里还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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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毛泽东更指出，中国的问题是：人们“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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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之后，毛泽东便放弃了文言写作，虽然他的典雅文章总是令人交口称赞，并使他在学校里得100分。从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北京大学归来，毛泽东改用白话写作。只是与当时的白话文章不同，毛泽东的文章里依然有中国古文波澜起伏的气势，大气磅礴的肌理，自《湘江评论》时代起，他开始创造出对现代汉语影响巨大的“毛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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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就是这样的例子，它的结尾以4个感叹句、4个设问句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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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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