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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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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3月，在北京的毛泽东接到舅舅的来信，得知母亲的病情加重了，他于3月12日离开北京赶回湖南，并想中途绕道上海为第一批留法的湖南青年送行。而到了南京，他发现自己竟然不名一文，更糟糕的是，他仅有的一双鞋子也被贼偷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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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好运又一次解救了他。在南京火车站，毛泽东意外地遇到了新民学会的成员易礼容，他借钱给毛泽东，于是，毛泽东买了一双鞋和到上海的车票。3月31日，在目送朋友们登上去法国的轮船之后，毛泽东立刻启程返回湖南，于4月初赶到母亲病床前亲侍汤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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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知道，作为长子，家庭的重担落在了自己的肩上，他必须挣钱养家了，于是，回湖南后的当月，毛泽东便开始在长沙修业小学担任历史老师，“修业”是一个有着佛教色彩的美好名字，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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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回到湖南一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了，长沙成立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1919年7月14日，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担任了这份刊物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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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毛泽东并不是两手空空地回到家乡，北京之行虽然短暂，却使他知道了世界上有马克思、有俄国十月革命，还有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解放”和“世界革命”这种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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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的开头，毛泽东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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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它的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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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评论》创刊宣言里还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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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毛泽东更指出，中国的问题是：人们“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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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之后，毛泽东便放弃了文言写作，虽然他的典雅文章总是令人交口称赞，并使他在学校里得100分。从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北京大学归来，毛泽东改用白话写作。只是与当时的白话文章不同，毛泽东的文章里依然有中国古文波澜起伏的气势，大气磅礴的肌理，自《湘江评论》时代起，他开始创造出对现代汉语影响巨大的“毛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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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就是这样的例子，它的结尾以4个感叹句、4个设问句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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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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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克思30岁时的作品《共产党宣言》不同，26岁的毛泽东撰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所喊出的，更像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正义者同盟的口号，“普天之下皆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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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6岁的毛泽东看来，统治者（贵族、资本家）并不是敌人，他们也是与大家平等的人，只要他们能回心向善，也会成为我们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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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新思潮”，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更准确地说，不是列宁主义。那时，毛泽东的思想还在无政府主义与列宁主义之间徘徊，而相对来说，他更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学说，即建立各种非政府组织——工会、农会、女权会、商会、学生会、教师联合会乃至警察联合会，并由这种“小联合”，逐步走向“民众的大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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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改造社会，并不一定要采用革命的或者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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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二号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在这篇文章里，他这样比较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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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既已将贵族资本家三种法子窥破，并窥破他们实行这三种，是用联合的手段，又觉悟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少，我们的人数是这么多，便大大地联合起来。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地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作马克思。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作克鲁泡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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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毛泽东像自己的母亲一样，主张“劝善”，主张“助人而不害人”，因此他认为：克鲁泡特金的“意思”，比马克思“更广，更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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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使人感到震动的地方在于，它把“天地与我为一”、“天下事皆己事”这一主张，以更加磅礴的气势和更加通俗的语言喊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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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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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个时期仍然主张“劝善”、相信人性向善的毛泽东，还只是一个温和的社会改良派，而远不是后来那个雷霆万钧的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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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像当时那个世界的转变是迅疾的那样，毛泽东的成长也是很迅速的，他从一个温和的社会改良派，转变为一个革命家，前后大概只用了不过几个月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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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评论》刚出了4期，便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了，湖南省学生联合会也被勒令解散，而这一切都是在荷枪实弹的士兵的打砸中完成的。这是毛泽东人生中所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打击，当冰冷的枪口指向他和他的同伴的时候，毛泽东的“劝善”梦想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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