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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兑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敌了！……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绝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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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毛泽东与陈独秀谈话至晚上8点多。这两个书生，一个曾经因为“劝善”而几乎送命，而另一个则因为主张科学和民主进了班房，惺惺相惜、痛定思痛，共同的遭际教育了他们，使他们认识到：“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他们共同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使中国摆脱当时的思想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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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国思想界，胡适和李大钊正在进行“问题与主义”之争，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二者固然不能偏废，但是，研究学问只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而却无助于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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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1920年11月一封新民学会内部的通信中，毛泽东为大家做出了这样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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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我们新民学会会友，于以后进行方法，应分为几种：一种是已出国的，可分为二，一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多造成有根柢的学者，如罗荣熙萧子升之主张。一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一种是未出国的，亦分为二，一是在省内及国内求学的，当然以求学储能做本位。一是从事社会运动的，可从各方面发起并实行各种有价值之社会运动及社会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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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根本问题、根本改造”呢？毛泽东说：“世上的事情只有吃饭最大”，而马克思主义是世上最明快的哲学，因为它立足于最朴素的道理：人是要吃饭的，不劳动者不得食，而人吃不上饭，那就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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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与胡适观点不同的人也不仅是李大钊，更包括哲学家张君劢，张君劢认为，胡适所谓的“科学方法”实际上不过是些机械的教条，这些机械的教条根本不可能解决“人生观”问题，而张君劢与胡适的这场争论，随后被综合为“科学与玄学”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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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同时批判了“科学”与“玄学”两派，他指出：真正的科学方法是唯物史观，而并不是胡适所说的那些庸俗的教条。要切实变革社会，那就必须了解经济发展的历史；而要变革人们的思想与精神，那就必须懂得思想、精神和意志这些“玄学”派所主张的东西，究竟是怎样在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形成与发展的。而当下的中国，无论“科学派”还是“玄学派”，他们都对经济思想史缺乏起码的修养，他们之间的争论，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这些争论，也不过都是空谈，他们的方法，实际上都是玄学，而不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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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中已经指出，社会主义就代表着“民主”的方向，而如今五四新文化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则说：所谓“赛先生”（科学），其实也就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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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先驱者们，就是这样从宣传“科学与民主”，走向了倡导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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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独秀的这次长谈，是毛泽东一生的转折，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次转折，他们共同认识到：真理必须落实为政治，现代政治必须以真理为指导——于是，就在那次谈话中，陈独秀提出：要立即在中国创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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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当时的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其他任何人”。他还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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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6月11日，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7月，毛泽东离开上海返回长沙，并于8月初回到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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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南岸上屋场的老屋犹在，但父母却已经双亡，毛泽东与弟弟们商议说：留在家里种田是没有出路的，大家必须一起出去做事，欠别人的债，马上还清，而别人欠我们的，则一笔勾销。就这样，毛泽东带着弟弟和妹妹离开了故乡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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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0年9月起，毛泽东被母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聘任为校友会会长，并任该校附属小学主事。毛泽东一生中获得的第一个“官职”便是小学校长，而他上任后题写了一副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挂在附小小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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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过是对“天下事皆己事也”的又一通俗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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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拟将这句话当作校训，而毛泽东得知后却拒绝他们这样做，他的理由是：这句话原是写给小学生的，虽曰对联，却未讲对仗，给孩子写的话，必须用孩子们能接受的语气，但这却不适合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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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小学校长出身的毛泽东又给孩子们写了一句意思相近的话：全中国的少年儿童团结起来，做新中国的新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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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6月22日，曾经的小学校长毛泽东来到故乡韶山小学。他检查了孩子们的作业，嘱咐他们一定要学会使用汉语拼音，嘱咐他们课后要劳动，不要忘记去放牛。一起照相时，故乡的小学生给毛泽东披上了红领巾，当时毛泽东高兴地说：“我现在是小学生了，不是中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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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安排小弟泽覃、妹妹泽建到附小读书，安排大弟泽民担任附小的庶务，他切实地履行起大哥和家长的责任，而由毛泽东照料的弟弟和妹妹，也都跟随大哥走上了共产革命的道路。这是一条牺牲之路，毛泽东的弟弟和妹妹，后来都为“天下事”——中国革命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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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毛泽东痛切地回忆说，他当年没有很好地照料弟弟妹妹，更没有一心一意地当校长，因为他当时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天下事”——宣传马克思的学说和筹备创立共产党组织上去了。有一次，当小弟泽覃抱怨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毛家祠堂，你的祖宗也不是马克思”时，毛泽东气愤地骂了泽覃，甚至要找根棍子去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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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兄弟最终成了与他一起为劳动阶级的事业而献身的“同志”，毛泽东一家满门忠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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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7月31日，长沙《大公报》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发起文化书社》启事。在这篇启事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说清楚什么是“新文化”，而现在我们终于知道：关于生产劳动的文化，劳动者阶级的文化，才是新文化，而这种新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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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现在全中国全世界都还没有这种新文化，“只有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沿岸的俄罗斯”。中国最大的积贫积弱不是别的，而是思想和知识的匮乏，“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而解决这种脑子的饥荒，就是创办文化书社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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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长沙文化书社宣告成立，毛泽东是27个投资人之一，他们一共捐资400元，其中以新民学会的女会员陶毅捐资最多，当时，她和杨开慧一样爱着毛泽东。而刚刚返回湖南不久的杨开慧闻讯，立即动员母亲把父亲丧葬费的结余全部捐献出来，使书社的启动资金增加到了51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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