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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担任书社的特别联络员，易礼容则是总经理，他们两人一个主外，一个主内。负责文化书社店面经营的人易礼容，就是那个在南京火车站借钱给毛泽东买鞋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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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表现出惊人的经营才干，经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信用担保，书社得以从各大出版机构批量订购书报、杂志，而免去了押金。长沙文化书社成为当时经营最好的书店，也是销售《新青年》、《每周评论》最多的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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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骨干成员中，发起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时他提出：驱逐张敬尧、实行湖南自治，这些不过都是“小事”。而当萧子升来信提议“改造东亚”时，毛泽东则回信说：问题在于改造中国与世界，“东亚无所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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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马克思以无产阶级的意志代替了上帝的意志一样，毛泽东以劳动人民的意志代替了“天理”与“良知”，实现“天理”与“致良知”，就是追求劳动人民意志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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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冬天，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了。他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用毛、杨二人的话来说，这就是“不做俗人之举”。杨开慧当时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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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我有了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如他被敌人捉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去共一个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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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证明，这绝非纯情少女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时所说的话，因为这些话里毫无浪漫的成分，它很现实地表明：与真正的爱情一样，政治信仰涉及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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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兄弟中，毕竟也还是有“俗人”、“空谈家”、“政治浪漫派”的，并非所有的“兄弟”都可以成为政治上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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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新民学会的主要成员萧子升从巴黎经北京返回了长沙，萧子升就是那个与毛泽东一起徒步考察了湖南5县的同学。萧子升与毛泽东、蔡和森，被称为“杨门三杰”，只不过，杨昌济临终向章士钊推荐的救国人才中，却没有萧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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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子升后来说，杨先生之所以早逝，就是因为他所发明和倡导的斯巴达式的生活修身方式，损害了他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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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子升是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成员，也是新民学会派往北京联系赴法勤工俭学的代表，他生性温和而懦弱，被毛泽东戏称为“萧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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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萧子升却很得李石曾的信任，并担任了李石曾的秘书。1927年，李石曾成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他随即成为蒋介石政权里的高官，并提拔萧子升做了农政部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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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仅仅两年，毛泽东、萧子升二人却发现：他们彼此的思想和境遇都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他们彻夜长谈，最终却因为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而相对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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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曾经说过：“毛泽东能够征服他的听众，并使他们着迷。他具有一种说服别人的可怕的力量，很少有人能不被他的话语所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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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次，萧子升却没有被毛泽东所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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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认为，要改造中国，欲求众生平等，必求劳动者的解放，而这必须通过斗争，为了劳动者的解放事业，我辈需勇于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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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萧子升依然还是坚信无政府主义，他认为革命会带来牺牲，而他宁愿没有牺牲，通过文化和教育的逐步改良来获得后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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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嘲笑说：“你这种理想，一千年也不可能实现，那种不能实现的理想等于空说，说来说去，你这个人就是怕苦怕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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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萧子升则回答，“人皆怕苦怕死，我死无益，我也不想把自己降格为劳工。你既说我空说，那我愿意等一千年，愿意空说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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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21年7月他们还在争论，于是，他们一起搭船离开长沙，在船上继续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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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子升回忆说：“那是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同床而睡，一直谈到黎明，毛泽东一直劝说我加入共产党，他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不要一千年，只要30年至40年的时间，共产党就能够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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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预言极为精准，但当时的萧子升却认为，这不过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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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乌云密布，山雨欲来，两个赤诚的兄弟从洞庭湖出航沿江而下，毛泽东和萧子升共处一个舱室，毛泽东睡下铺。第二天一早，萧子升醒来时，他发现下铺空着，当他走出舱室时，看到毛泽东独自站在甲板上，手里拿着一本书——《资本主义制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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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子升在武汉中途下船，替李石曾办事去了，而毛泽东则继续航行去了上海，毛泽东、萧子升二人从此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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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分手，地老天荒，萧子升后来说：“多年之后我方才知道，那次毛泽东去上海，是为了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而这次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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