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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子升后来说，杨先生之所以早逝，就是因为他所发明和倡导的斯巴达式的生活修身方式，损害了他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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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子升是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成员，也是新民学会派往北京联系赴法勤工俭学的代表，他生性温和而懦弱，被毛泽东戏称为“萧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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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萧子升却很得李石曾的信任，并担任了李石曾的秘书。1927年，李石曾成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他随即成为蒋介石政权里的高官，并提拔萧子升做了农政部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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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仅仅两年，毛泽东、萧子升二人却发现：他们彼此的思想和境遇都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他们彻夜长谈，最终却因为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而相对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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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曾经说过：“毛泽东能够征服他的听众，并使他们着迷。他具有一种说服别人的可怕的力量，很少有人能不被他的话语所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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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次，萧子升却没有被毛泽东所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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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认为，要改造中国，欲求众生平等，必求劳动者的解放，而这必须通过斗争，为了劳动者的解放事业，我辈需勇于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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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萧子升依然还是坚信无政府主义，他认为革命会带来牺牲，而他宁愿没有牺牲，通过文化和教育的逐步改良来获得后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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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嘲笑说：“你这种理想，一千年也不可能实现，那种不能实现的理想等于空说，说来说去，你这个人就是怕苦怕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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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萧子升则回答，“人皆怕苦怕死，我死无益，我也不想把自己降格为劳工。你既说我空说，那我愿意等一千年，愿意空说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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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21年7月他们还在争论，于是，他们一起搭船离开长沙，在船上继续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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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子升回忆说：“那是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同床而睡，一直谈到黎明，毛泽东一直劝说我加入共产党，他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不要一千年，只要30年至40年的时间，共产党就能够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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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预言极为精准，但当时的萧子升却认为，这不过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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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乌云密布，山雨欲来，两个赤诚的兄弟从洞庭湖出航沿江而下，毛泽东和萧子升共处一个舱室，毛泽东睡下铺。第二天一早，萧子升醒来时，他发现下铺空着，当他走出舱室时，看到毛泽东独自站在甲板上，手里拿着一本书——《资本主义制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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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子升在武汉中途下船，替李石曾办事去了，而毛泽东则继续航行去了上海，毛泽东、萧子升二人从此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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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分手，地老天荒，萧子升后来说：“多年之后我方才知道，那次毛泽东去上海，是为了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而这次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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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萧子升一样，当时也许没有谁认为这次会议很重要，彼时中国最重要的两位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李大钊是因为忙于北京大学的校务不能与会（一说是因为受伤住院），而陈独秀则由于不满共产国际代表事先未与他充分沟通便仓促开会，且当时他刚刚担任了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便借口不能抽身，只是派了他的代表周佛海来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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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他们想到牺牲吗了？也许想到了。但是，他们必定没有想到：胜利来得如此迅疾，而牺牲却竟然是如此的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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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中国共产党经过25年的浴血奋战，成为主宰中国命运的决定性力量之后，1945年4月21日，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面对着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党的精华，毛泽东引用了《庄子》中的一句话，如此感慨万千地形容了“中共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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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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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张国焘后来的回忆，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周佛海其实并不是来开会的，而是与一个名叫杨淑慧的富家女从广东逃婚来到上海，当时，他们就住在“中共一大”会址旁边的旅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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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年过去，岁月荏苒，巨变沧桑，由于战乱的毁坏，上海建筑的外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中国革命胜利后，也正是经过杨淑慧的指证，上海的党组织才最终确认了当年“中共一大”开会的会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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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其作始也简”？誓言为劳苦大众牺牲自己的一切，这就是“其作始也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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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为真理和信仰而死，还是仅仅说说而已——这就是简单的区别，但却是根本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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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萧子升一样，许许多多的自由主义者之所以逃避政治、逃避信仰，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他们怕死——用萧子升的话来说，就是不愿意为劳苦大众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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