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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子升后来说,杨先生之所以早逝,就是因为他所发明和倡导的斯巴达式的生活修身方式,损害了他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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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子升是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成员,也是新民学会派往北京联系赴法勤工俭学的代表,他生性温和而懦弱,被毛泽东戏称为“萧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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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萧子升却很得李石曾的信任,并担任了李石曾的秘书。1927年,李石曾成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他随即成为蒋介石政权里的高官,并提拔萧子升做了农政部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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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仅仅两年,毛泽东、萧子升二人却发现:他们彼此的思想和境遇都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他们彻夜长谈,最终却因为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而相对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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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曾经说过:“毛泽东能够征服他的听众,并使他们着迷。他具有一种说服别人的可怕的力量,很少有人能不被他的话语所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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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次,萧子升却没有被毛泽东所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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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认为,要改造中国,欲求众生平等,必求劳动者的解放,而这必须通过斗争,为了劳动者的解放事业,我辈需勇于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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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萧子升依然还是坚信无政府主义,他认为革命会带来牺牲,而他宁愿没有牺牲,通过文化和教育的逐步改良来获得后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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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嘲笑说:“你这种理想,一千年也不可能实现,那种不能实现的理想等于空说,说来说去,你这个人就是怕苦怕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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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萧子升则回答,“人皆怕苦怕死,我死无益,我也不想把自己降格为劳工。你既说我空说,那我愿意等一千年,愿意空说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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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21年7月他们还在争论,于是,他们一起搭船离开长沙,在船上继续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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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子升回忆说:“那是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同床而睡,一直谈到黎明,毛泽东一直劝说我加入共产党,他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不要一千年,只要30年至40年的时间,共产党就能够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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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预言极为精准,但当时的萧子升却认为,这不过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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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乌云密布,山雨欲来,两个赤诚的兄弟从洞庭湖出航沿江而下,毛泽东和萧子升共处一个舱室,毛泽东睡下铺。第二天一早,萧子升醒来时,他发现下铺空着,当他走出舱室时,看到毛泽东独自站在甲板上,手里拿着一本书——《资本主义制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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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子升在武汉中途下船,替李石曾办事去了,而毛泽东则继续航行去了上海,毛泽东、萧子升二人从此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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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分手,地老天荒,萧子升后来说:“多年之后我方才知道,那次毛泽东去上海,是为了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而这次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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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萧子升一样,当时也许没有谁认为这次会议很重要,彼时中国最重要的两位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李大钊是因为忙于北京大学的校务不能与会(一说是因为受伤住院),而陈独秀则由于不满共产国际代表事先未与他充分沟通便仓促开会,且当时他刚刚担任了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便借口不能抽身,只是派了他的代表周佛海来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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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他们想到牺牲吗了?也许想到了。但是,他们必定没有想到:胜利来得如此迅疾,而牺牲却竟然是如此的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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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中国共产党经过25年的浴血奋战,成为主宰中国命运的决定性力量之后,1945年4月21日,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面对着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党的精华,毛泽东引用了《庄子》中的一句话,如此感慨万千地形容了“中共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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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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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张国焘后来的回忆,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周佛海其实并不是来开会的,而是与一个名叫杨淑慧的富家女从广东逃婚来到上海,当时,他们就住在“中共一大”会址旁边的旅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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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年过去,岁月荏苒,巨变沧桑,由于战乱的毁坏,上海建筑的外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中国革命胜利后,也正是经过杨淑慧的指证,上海的党组织才最终确认了当年“中共一大”开会的会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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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其作始也简”?誓言为劳苦大众牺牲自己的一切,这就是“其作始也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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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为真理和信仰而死,还是仅仅说说而已——这就是简单的区别,但却是根本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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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萧子升一样,许许多多的自由主义者之所以逃避政治、逃避信仰,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他们怕死——用萧子升的话来说,就是不愿意为劳苦大众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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