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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先驱者们，就是这样从宣传“科学与民主”，走向了倡导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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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独秀的这次长谈，是毛泽东一生的转折，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次转折，他们共同认识到：真理必须落实为政治，现代政治必须以真理为指导——于是，就在那次谈话中，陈独秀提出：要立即在中国创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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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当时的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其他任何人”。他还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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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6月11日，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7月，毛泽东离开上海返回长沙，并于8月初回到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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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南岸上屋场的老屋犹在，但父母却已经双亡，毛泽东与弟弟们商议说：留在家里种田是没有出路的，大家必须一起出去做事，欠别人的债，马上还清，而别人欠我们的，则一笔勾销。就这样，毛泽东带着弟弟和妹妹离开了故乡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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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0年9月起，毛泽东被母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聘任为校友会会长，并任该校附属小学主事。毛泽东一生中获得的第一个“官职”便是小学校长，而他上任后题写了一副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挂在附小小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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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过是对“天下事皆己事也”的又一通俗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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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拟将这句话当作校训，而毛泽东得知后却拒绝他们这样做，他的理由是：这句话原是写给小学生的，虽曰对联，却未讲对仗，给孩子写的话，必须用孩子们能接受的语气，但这却不适合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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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小学校长出身的毛泽东又给孩子们写了一句意思相近的话：全中国的少年儿童团结起来，做新中国的新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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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6月22日，曾经的小学校长毛泽东来到故乡韶山小学。他检查了孩子们的作业，嘱咐他们一定要学会使用汉语拼音，嘱咐他们课后要劳动，不要忘记去放牛。一起照相时，故乡的小学生给毛泽东披上了红领巾，当时毛泽东高兴地说：“我现在是小学生了，不是中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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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安排小弟泽覃、妹妹泽建到附小读书，安排大弟泽民担任附小的庶务，他切实地履行起大哥和家长的责任，而由毛泽东照料的弟弟和妹妹，也都跟随大哥走上了共产革命的道路。这是一条牺牲之路，毛泽东的弟弟和妹妹，后来都为“天下事”——中国革命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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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毛泽东痛切地回忆说，他当年没有很好地照料弟弟妹妹，更没有一心一意地当校长，因为他当时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天下事”——宣传马克思的学说和筹备创立共产党组织上去了。有一次，当小弟泽覃抱怨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毛家祠堂，你的祖宗也不是马克思”时，毛泽东气愤地骂了泽覃，甚至要找根棍子去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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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兄弟最终成了与他一起为劳动阶级的事业而献身的“同志”，毛泽东一家满门忠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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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7月31日，长沙《大公报》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发起文化书社》启事。在这篇启事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说清楚什么是“新文化”，而现在我们终于知道：关于生产劳动的文化，劳动者阶级的文化，才是新文化，而这种新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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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现在全中国全世界都还没有这种新文化，“只有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沿岸的俄罗斯”。中国最大的积贫积弱不是别的，而是思想和知识的匮乏，“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而解决这种脑子的饥荒，就是创办文化书社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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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长沙文化书社宣告成立，毛泽东是27个投资人之一，他们一共捐资400元，其中以新民学会的女会员陶毅捐资最多，当时，她和杨开慧一样爱着毛泽东。而刚刚返回湖南不久的杨开慧闻讯，立即动员母亲把父亲丧葬费的结余全部捐献出来，使书社的启动资金增加到了51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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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担任书社的特别联络员，易礼容则是总经理，他们两人一个主外，一个主内。负责文化书社店面经营的人易礼容，就是那个在南京火车站借钱给毛泽东买鞋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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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表现出惊人的经营才干，经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信用担保，书社得以从各大出版机构批量订购书报、杂志，而免去了押金。长沙文化书社成为当时经营最好的书店，也是销售《新青年》、《每周评论》最多的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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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骨干成员中，发起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时他提出：驱逐张敬尧、实行湖南自治，这些不过都是“小事”。而当萧子升来信提议“改造东亚”时，毛泽东则回信说：问题在于改造中国与世界，“东亚无所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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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马克思以无产阶级的意志代替了上帝的意志一样，毛泽东以劳动人民的意志代替了“天理”与“良知”，实现“天理”与“致良知”，就是追求劳动人民意志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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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冬天，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了。他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用毛、杨二人的话来说，这就是“不做俗人之举”。杨开慧当时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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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我有了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如他被敌人捉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去共一个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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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证明，这绝非纯情少女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时所说的话，因为这些话里毫无浪漫的成分，它很现实地表明：与真正的爱情一样，政治信仰涉及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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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兄弟中，毕竟也还是有“俗人”、“空谈家”、“政治浪漫派”的，并非所有的“兄弟”都可以成为政治上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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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新民学会的主要成员萧子升从巴黎经北京返回了长沙，萧子升就是那个与毛泽东一起徒步考察了湖南5县的同学。萧子升与毛泽东、蔡和森，被称为“杨门三杰”，只不过，杨昌济临终向章士钊推荐的救国人才中，却没有萧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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