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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萧子升一样，当时也许没有谁认为这次会议很重要，彼时中国最重要的两位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李大钊是因为忙于北京大学的校务不能与会（一说是因为受伤住院），而陈独秀则由于不满共产国际代表事先未与他充分沟通便仓促开会，且当时他刚刚担任了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便借口不能抽身，只是派了他的代表周佛海来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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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他们想到牺牲吗了？也许想到了。但是，他们必定没有想到：胜利来得如此迅疾，而牺牲却竟然是如此的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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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中国共产党经过25年的浴血奋战，成为主宰中国命运的决定性力量之后，1945年4月21日，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面对着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党的精华，毛泽东引用了《庄子》中的一句话，如此感慨万千地形容了“中共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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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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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张国焘后来的回忆，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周佛海其实并不是来开会的，而是与一个名叫杨淑慧的富家女从广东逃婚来到上海，当时，他们就住在“中共一大”会址旁边的旅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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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年过去，岁月荏苒，巨变沧桑，由于战乱的毁坏，上海建筑的外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中国革命胜利后，也正是经过杨淑慧的指证，上海的党组织才最终确认了当年“中共一大”开会的会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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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其作始也简”？誓言为劳苦大众牺牲自己的一切，这就是“其作始也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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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为真理和信仰而死，还是仅仅说说而已——这就是简单的区别，但却是根本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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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萧子升一样，许许多多的自由主义者之所以逃避政治、逃避信仰，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他们怕死——用萧子升的话来说，就是不愿意为劳苦大众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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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始也简”，在那个时代，加入共产党的标准确实很简单，这个标准就是：你是否愿意为天下受苦人而牺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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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领导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的，并不是什么博学鸿儒，而是具有批判的思想、行动的意志，不怕牺牲的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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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结束一个月后，即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1921年10月，又在长沙成立了湖南分部，毛泽东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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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经熟谙德文的刘仁静的反复坚持，“中共一大”将“争取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写入了党纲，但事后证明，在与会的13位代表中，率先身体力行这一纲领的人，便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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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写道：空说无益，“学皆起源于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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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是空谈家，他立即组建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而擅长经营的易礼容，则协助毛泽东创办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并发行了中国第一张红色股票。在安源，创办了长沙文化书社的毛泽东和易礼容，又共同开创了“劳动者持股”这种新型的所有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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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易礼容是湖南省除毛泽东、何叔衡之外的第三个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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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毛泽东发动了1.7万安源路矿工人举行罢工。毛泽东认为：罢工之成败，端赖是否能够取得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与同情，必须采用“哀兵必胜”的策略，必须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于是，刘少奇为工人俱乐部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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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9月18日，在地方商会的调停下，工人俱乐部与资方代表签订协议，工人要求的条件得到满足，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成功，这支哀兵胜利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大规模的工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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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9月，当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时，他手中掌握的武器，其实就是安源矿警队的那几百支枪。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骨干力量，又成为毛泽东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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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毛泽东曾经在长沙的报纸上，以“二十八画生”之名征友，结果是来了“三个半”人，一个是罗章龙，另外两个人的名字，他后来忘记了，而那“半个”是李立三，因为他听了毛泽东的话之后，没有表态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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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后来说，当时他是被毛泽东的博学所震撼，感到自己读书太少，在谈话时竟一句也接不上来，因此，只好自惭形秽地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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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7~9月间，李立三协助毛泽东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而另一个在罢工中协助毛泽东的人是刘少奇，他来自湖南宁乡。刘少奇少年奇才，因喜读书，且在家中又排行第九，所以绰号“刘九书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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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1923年，与他一起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的北大学生邓中夏说：“隆郅，你的名字太复杂了，一般工人不能认得，不如改了为好。”看到工会门口站着三个人，邓中夏便说，“你就改叫‘三立’吧”。李隆郅说：“‘三立’太俗了，我改叫李立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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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们谁也没能想到，“立三”这个名字，日后会与“中共六大”后形成的一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联系在一起，而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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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也是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的成员，与萧子升不同，他因“思想过激”而遭到李石曾和吴稚晖的排斥。1921年10月，李立三、蔡和森、陈毅等103名留法学生，被法国当局驱逐回国。到达上海之后，蔡和森即被留在上海党中央工作，而李立三则被派回了他的故乡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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