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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最后一个去世的新民学会的会员。在中共中央的悼词中，他被称为“易礼容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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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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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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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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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如果没有毛泽东，如果没有新民学会那些“同学少年”，没有“嘴巴大的能塞进一个拳头”的李立三，如果没有善于经营、胆大心细的蔡和森、易礼容，如果没有立志“宁可一日不吃饭，不可一日不学习”的“刘九书柜”（刘少奇），中共能否像毛泽东当年向萧子升预言的那样，用30~40年的时间就能取得全国政权，恐怕尚在未定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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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长沙新民学会这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新青年，仅凭“中共一大”那13个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一定会是另外的一幅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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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革命是惨烈的，政治是严酷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逃避惨烈与严酷。在信仰、真理、路线问题上，他们毕生都没有过丝毫的妥协与退让，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哥们儿兄弟，他们不是利益集团——而是为了真理而斗争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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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这是王阳明发明的词，新民学会的会员们用这个词来称呼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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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之间，只有信仰、思想、路线分歧，没有利益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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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庄子》原话为：“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钜”。毛泽东在引用时引为：“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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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 第四章 “说空话”与“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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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的政治哲学是颠倒的，即从理想状态出发去追求“优良的生活”；而毛泽东则是从现实出发，把政治的第一目标落实为安全与生存。正是为了安全与生存，一个政治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便是建立军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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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说：君主不过是拿枪的人民。而在毛泽东看来，“一盘散沙”就是手无寸铁的人民。马基雅维利说政治家必须兼具狮子与狐狸的性格，毛泽东则说革命需要软硬两手，需要“枪杆子”与“笔杆子”这“两杆子”，他后来又说，自己有几分“虎气”是为主，有几分“猴气”是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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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国的商鞅、秦始皇和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一样，毛泽东使思想从天国落到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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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因忙于工人运动而四处奔走的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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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忆起“中共二大”，毛泽东对斯诺这样解释说：“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能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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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大”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党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当作“最高纲领”，而党的使命则是实现“最低纲领”，即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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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使毛泽东放弃与会的主要原因，可能就是他对党放弃支持工人运动而感到困惑不解，因此他方才说，自己当时“找不到任何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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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没有听从共产国际的命令，而是继续独自领导了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而这次罢工，同样奇迹般地取得了胜利。在当时，除了易礼容、李立三、刘少奇等几个一起领导工人运动的湖南战友之外，毛泽东在党内确实找不到任何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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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当时中共中央政策迅疾转向的，是苏联和共产国际态度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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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8月，曾经参与领导了十月革命的越飞，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出任驻华全权大使。1922年9月18日，越飞在长春写信给马林说：他的目标是要促成孙逸仙——吴佩孚联合政府，并使张作霖承认这个政府。而在与北方军阀吴佩孚就外蒙古和中东路问题谈判失败后，越飞方才转而依靠南方的孙中山和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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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在这个宣言中，苏联政府和孙中山一致认为：中国不存在社会主义生存发展的土壤，苏维埃制度不能引进中国。中国革命的目标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打倒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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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1923年3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中国问题做出4项决定，其中第3项是“认为可以给孙逸仙约200万墨西哥银元的资助”，并派遣教官来广州，以帮助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让国民党用苏联提供的枪炮，去打拒绝与苏联合作的吴佩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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