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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形势下，列宁发表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一文，他指出：欧洲的资产阶级已经陷入全面的反动，而亚洲的资产阶级还在同人民一起反对反动势力，所以，目前共产党人不应该继续追求“世界革命”，而应该与亚洲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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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选择的中国盟友是孙中山和国民党，而《孙文越飞宣言》便是列宁策略的体现，苏联支持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被称为“国民革命”。这就意味着，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不是共产党，苏共指示中共：它的使命只是配合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而在国民革命中，共产党要一切服从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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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持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革命，苏联更把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们调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实际上等于把这些人“雪藏”起来，为的就是防止他们的“过激行动”破坏苏联与国民党的合作，或者说，防止中国的工人运动影响资产阶级革命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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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李立三、张国焘、向忠发等早期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就是这样先后被派往了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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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蒋介石后来背叛革命，这些中国早期的工人领袖们也许会就这样终老异乡，一生默默无闻。而1928年之后，这些人当然也将不会再有机会被陆续派回中国，代表共产国际，去打击“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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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年轻的中共领导层而言，1923年是令他们心碎的一年。这些人参加共产党，原本就是为世界革命的大同理想所鼓舞，是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今，他们却被告知说：世界革命像蓝天一样遥远，共产主义将被永远推迟，而那或许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中国要进行的是资产阶级革命，而在那场革命中，共产党不过是国民党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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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信仰”的危机吗？如果说是，那么，这种“信仰”的危机，在后来的中共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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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毛泽东竟然没有被派往苏联，这的确算是一个极大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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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毛泽东本人一向对吃“洋面包”不感兴趣，但更重要的则是：在共产国际看来，毛泽东似乎并不能算是一个纯正的布尔什维克，他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性质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完全不同。总体来说，毛泽东领导的不过是一系列和平的劳资谈判，毛泽东主张的“工人持股”和劳资合作，是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的。毛泽东不算是“激进派”，他这样的人留在中国，对国共合作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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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自己后来也多次说道：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他只能算是个“中间派”，他的立场，最多算是“中间偏‘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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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个例外成全了毛泽东，也成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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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也正是在士气极其低落的“中共三大”上，首次提出了他别具一格的设想。在现实的逼迫下，毛泽东力图去创造一种学说，这种学说奇迹般地重新叙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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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学说，后来被称为“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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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主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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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中这样说：“毛泽东所提出的，其实就是农民问题。”“中共三大”讨论的问题，“都是在会前已经再三讨论过的，只有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的历次讨论中，直到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重视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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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发言是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东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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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还回忆说：“毛泽东向大会提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重视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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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脱颖而出，他指出，在中国这样一种外有帝国主义，内部军阀横行的处境下，不必说夺取全国政权，就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生存，仅靠工人在城市里起义也是办不到的，因为这要依靠“党军”，而如果不发动广大的农民入伍，“党军”则无从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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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之所以被苏联看好，就是因为它目前掌握着一定数量的“党军”，而这些“党军”的来源，不过就是共产党人彭湃在广东海陆丰地区进行农民运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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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时还预言，国民党不可能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因为国民党的干部特别是军队里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地主和乡绅的子弟。让他们去打击军阀是可以的，而让他们代表农民、组织农民去革地主和乡绅的命，则是完全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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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固然有“平均地权”的良好愿望，可他的这一良好愿望，却必然使豪绅地主成为打击的目标。因此，孙中山的这种革命思想，不可能依靠国民党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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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国民党并没有苏联所想象的那么了不起，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动员农民入伍，国民党甚至在广东也根本不能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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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的第一要务是能够在残酷的环境里生存下来，这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式必须是武装的军事斗争，而不是社会运动和城市罢工，而这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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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这种主张是极其务实的，而他关于农民是“党军”来源的呼吁，则立即引起了国民党“左”派的重视，此后不久，毛泽东便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办的广州和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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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毛泽东不同，当时年轻的中共领导层恰恰是“不务实”的。当时的中共中央由一批洋派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空怀高远的理想。在他们眼里，毛泽东一身土气，而毛泽东如此轻易地放弃工人运动、城市运动和社会运动，简直就是个没有理想的“机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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