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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时的毛泽东不可能读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但与列宁和斯大林相比，毛泽东与马克思对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分析，在大的方向上却惊人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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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也认为，中国并非简单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有资本主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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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官僚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他们是营利的官僚，而中国基层的土豪劣绅也同样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他们也是营利性的基层事务承包人。中国的官僚其实并不代表“国家”，中国的官僚阶级是一个“营利性的组织”，即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家产制的官僚”。正如斯诺后来所说的那样，“在中国，当官只是为自己谋利赚钱的一种方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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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毛泽东把中国的官僚阶级称为特殊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而近代以来，官僚资产阶级更与帝国主义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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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发现中国的官僚是一个具有自身特殊利益的“营利性的组织”，而非代表刻板无效的行政体系的人，并不是毛泽东，而是雍正皇帝。因此，雍正发动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以整肃官商勾结和营利性的官僚。但是，雍正的改革与新政，最终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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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泽东具有独创性的发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与根源，乃是基层事务的承包人，是土豪劣绅。而要摧垮官僚资本主义，就必须从基层摧毁土豪劣绅，并以农民自己的组织来代替土豪劣绅对于中国基层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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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高国家组织效率，就必须从提高社会自身的组织能力入手，靠雍正那种自上而下的反腐败运动，只能短暂地触及官僚，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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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所施行的自上而下的“反腐败运动”，为什么会反复地陷入失败呢？这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基层社会没有组织，奉行的是丛林法则。于是，国家要动员和控制社会，就非要依靠官僚不可。而官僚控制基层社会的抓手就是基层的土豪劣绅，一旦官僚与基层的土豪劣绅结合在一起，那么，国家与皇权便对他们彻底无可奈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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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之无效率，正是因为基层社会没有组织，由于基层人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所以，他们也就不能抵抗土豪劣绅的掠夺和压榨；由于基层无组织，所以国家欲动员社会，便只能依靠官僚和基层的土豪劣绅，而一旦营利的官僚与基层的土豪结合，中国就会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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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毛泽东所做出的，乃是他毕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自一千年以降，在中国基层社会形成的“乡绅”阶层，已经由中国基层社会的组织力量，逐渐堕落成为榨取和破坏中国基层的毁坏性力量，而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乡绅阶层，已经堕落为“土豪劣绅”。因此，组织农民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以农民自己的组织——农会、妇女会等，来取代和打倒一千年来的乡绅阶层的过程；这同时也是一个从最基层出发，重新组织中国、改造中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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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的了解极为独特，从少年时代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到青年时代的读《伦理学原理》批注，毛泽东已经形成了对于中国文明精髓的精深理解。在《讲堂录》中，他便指出了中国之衰落，便在于社会组织能力下降这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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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自少年时代即推崇法家。在他看来，中国基层组织的强化，就源于商鞅变法时提出的“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的户籍什伍制度，这就是郡县制的实质。而唐代的府兵制，也是建立在这样牢固的基层组织的基础之上。然而，宋代以降，统治者为了根除基层民众有组织的反抗，以“募役法”等手段，解散了基层社会的组织，改由“乡绅”对基层进行统治，从而形成了“国家能力不下乡”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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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已经指出：这就是造成中国基层社会没有国家思想、政治思想的根源，这也就是近代中国陷入一盘散沙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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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正是这种悲剧性的恶性循环，为帝国主义宰治中国提供了前提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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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是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思想家横空出世的。与斯大林不同，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整体，因为中国有最坏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因此，一概认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进步的，这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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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笼统地以为革命要依靠资产阶级，则可能会把革命的领导权稀里糊涂地交给最坏的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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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之所以需要无产阶级来领导，由组织起来的农民做主力军，就是因为中国内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土豪劣绅，外有帝国主义的这种特殊的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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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革命并不是一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革命，因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基层的土豪劣绅——这三个互相勾结的势力，才是导致近代中国瓦解的内因和外因，这三者才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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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性质究竟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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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后来毛泽东所概括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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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是毛泽东毕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毛泽东与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持续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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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通过批判的思考，毛泽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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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今天还是过去，毛泽东关于农民和农民运动的观点都被视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在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马克思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学说，而农民是保守的力量，现代化进程就是消灭农民和农村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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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恰恰又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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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固然是一个“去农民化”和“去农村化”的进程，而社会主义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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