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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欧洲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古代共同体——农业共同体——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转变，但是，这条道路并不具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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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业共同体”向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过渡，是一种基于战争和殖民的暴力转变。同时，这一进程，也是以诸如“羊吃人”的方式消灭欧洲的农民为代价的，更是以非洲的奴隶贸易、美洲的奴隶种植园为代价展开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种毁灭农民与农村的暴力进程，便是欧洲式的“市民社会”摧毁“人类共同体”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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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也指出：如果不是“百年战争”彻底摧毁了欧洲的农业，那么，欧洲会走一条以农业带动制造业，再以制造业带动贸易的道路，而这条道路，要比欧洲后来对外扩张性的发展道路更自然、更优越、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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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如果排除暴力的外部干扰，人类文明发展原本可以走以农业的发达促进制造业发展的道路，即走一条更加健康的城乡协调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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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式在起点上便与欧洲不同。为了分析中国特殊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方才发明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以共同体所有制为主，以私人所有制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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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更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中国不但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共同体”，还是一个“天然的共同体”。由于中国土地干燥，所以耕种离不开大型的公共水利工程，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统一，正是因为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大运河把中国联系在一起。因此，马克思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天然的共同体”与以土地私有化为基础的“日耳曼共同体”相比，性质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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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马克思系统地阅读了历史学家毛勒对于“日耳曼共同体”的研究，并做了大量的摘录。在那里，马克思指出：从历史上看，“以私人所有制为主、共同体所有制为辅”的“日耳曼共同体”，并不比“以共同体所有制为主、以私人所有制为辅”的“亚细亚共同体”发展得更好。恰恰相反，实际上，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后者发展得更好，也更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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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更明确地指出：如果没有外部暴力的干扰，以“共同体所有制为主、以私人所有制为辅”的所有制形式，不必向欧洲式的“市民社会”转化也可以实现向现代文明转型。换句话说：现代化进程，并不必然是一个“去农民化”、“去农村化”和“去共同体化”的进程，而社会主义进程，就是一种不以牺牲农民和“农业共同体”为代价而进行的现代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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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预言说：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消除城乡差别，而不是消灭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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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这条“更好的现代化道路”是否可行，在很大程度上要视中国这个“天然的共同体”的现代命运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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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马克思引用黑格尔的“两极相联”定理指出：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命运，将决定西方和全人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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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毛泽东后来的话来说，那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绝不是“城市消灭农村”的过程，恰恰相反，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把农村建设得更好，比城市还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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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马克思完全不同，恩格斯、列宁，特别是斯大林却都认为：农民代表着小生产和小私有制，因此，城市消灭农村，工业消灭农业，市民社会消灭“农业共同体”，这就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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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克思不同，列宁、斯大林都没有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对“农业共同体”做过全面的研究，因此，他们也都没有全力探索过“农民集体所有制”这种现代所有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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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们认为，人类只有一条发展道路，那就是西方式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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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最早提出应该重视农村和“农业共同体”的人同样是李大钊。1919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上发表《青年与农村》一文，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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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痛苦，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痛苦；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全体国民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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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农民和“农业共同体”问题上，毛泽东固然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但他却极大地发展了李大钊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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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毛泽东的思想，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马克思之后的共产党领袖中，只有毛泽东的思路是与马克思高度契合的；也只有毛泽东立足中国文明的传统，从消灭三大差别的角度，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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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认为，正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中国农村便不是一个纯然封闭的封建结构，中国的农民，并非西欧或者俄国的农奴。长期以来，中国北方的棉花、烟叶，南方的茶叶，就是为市场，乃至世界市场而生产的。这些农产品属于商品，而西方帝国主义正是通过贷款和投资的方式，通过乡村的土豪劣绅对农民进行剥削。中国农民并不是单纯的依附于封建领主的“纳贡者”，而是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债务奴隶”。毛泽东像李大钊一样认为，中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中国社会既具有半封建性质，也具有半殖民地、资本主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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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20世纪20年代的毛泽东对于农民潜力的重视，毕竟与马克思有所不同。马克思重视中国这个“天然的共同体”与“日耳曼共同体”之间的区别，为的是思考一条超越西欧资本主义形式的、更好的现代化道路；而毛泽东重视农民运动，则是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农民运动才能使当时的中国避免陷入最坏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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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国民革命要成功，之所以需要一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土地革命，乃是因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所针对的就是军阀统治的根基。军阀统治的根基在基层、在地方，它是通过榨取、控制地方发展起来的；而离开了对于地方和农村的掠夺，离开了地方和农村在财政和人力上的支持，军阀的统治就不能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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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9月1日，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了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军阀的总根基就是土豪劣绅，军阀不过是大的土豪劣绅而已。因此，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国民革命，就必须铲除军阀的根基——土豪劣绅。而要实现中国的现代转化，就必须改变为土豪劣绅所把持的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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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毛泽东青年时代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明的认识也已经发生了深化：一方面，他推崇能文能武、能够通过组织“人心”而组织军队的曾国藩；另一方面，他认为曾国藩也就是乡绅地主阶级的代表，是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湘军和“新军”就是军阀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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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毛泽东的贡献，绝不仅是张国焘所说的：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发现了农民、提出了农民问题。毛泽东的贡献在于，他立足中国历史，极为深刻地揭示出：近代中国社会瓦解的根源，就在于基层社会没有组织能力，而要进行社会改造，就必须扎扎实实地从组织最基层的社会做起，从增强社会自身的“抵抗力”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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