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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游故地时所写下的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长沙》中，毛泽东心事浩渺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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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谁才是主宰中国命运的力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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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共产国际所说的资产阶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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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斯大林和广州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看好的蒋介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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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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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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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性质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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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苍茫一问表明：当时的毛泽东，对大革命的前途并不乐观。尽管此时的毛泽东还不可能预见到，仅仅两年之后，郭亮的头就会被蒋介石砍下来，挂在长沙的城门上。但是，毛泽东的确很清楚地意识到：无论国民党、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他们对于突如其来的“革命高潮”还缺乏真正的思想理论的准备，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解都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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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的前途并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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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长达半年多的沉潜和思考之后，毛泽东的心境已经大不相同。后来他多次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当官做老爷，革命需要“五不怕”：不怕杀头、坐牢、老婆离婚，不怕丢官和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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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毛泽东是在预见到革命可能失败的前提下，毅然投身到大革命之中去的，而这是他与许多革命者的一个重要区别。日本思想家丸山升后来曾经这样说过，毛泽东与鲁迅一样，正因为他们是“失败者”，因此才成为最彻底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而丸山升的这句话，的确是非常深刻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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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爆发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这场论战的实质，就是要从理论上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发展方式的“中国道路”。而这场论战所讨论的问题，很多都是毛泽东当年曾经思考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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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那个时候的毛泽东已经不能作为学者和思想家参加这场论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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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的毛泽东已经成为被蒋介石追杀的“共匪”，他只能用枪杆子去探索一条中国人自己的发展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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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 第六章 “朋友”与“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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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选集》的开卷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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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整个西方社会都被越南战争所震慑，正是为了思考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理论，施密特于1963年发表了《游击队理论》一文。同年，他又再版了《政治的概念》一文。这两篇文章，从特定的角度重新讲述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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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天而言，毛泽东的著作和教诲之所以极为重要，就是因为现代社会出现了强烈的“非政治化”趋势，而其突出表现就是以伦理的、审美的标准，特别是以经济的标准代替、取消政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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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艺术的标准是美与丑，伦理的标准是善与恶，经济的标准是盈与亏，那么政治的标准，就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头所说的那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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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不可能被取消，它只能被伦理、审美和经济所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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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揭示的这个真理，指向的不是历史，而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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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毛泽东，当然不是为了怀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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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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