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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和中国的“自强”运动，传统意义上的乡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于与近代化相伴随的国家赋税的空前加剧和税收的困难，传统的乡绅日益无法担负代替国家向地方榨取的“重任”。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乡土中国的空间结构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乡绅”的淡出和“劣绅”的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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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劣绅”，往往是以包税人的面目出现，搜刮乡里，无恶不作，随着国家对基层的榨取，中国的基层已经“黑社会化”了。毛泽东认为：如果不能以农民的自我保护组织“农民会”来填补这种乡土中国权力结构的真空，那么，中国农村将成为“劣绅”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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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杜赞奇，则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印证并丰富了毛泽东的现代中国农村理论。他指出，与晚清和民国财政收入的逐年增加相伴随的，是一个地方和乡村无政府状态蔓延的同步过程，而这是由于近代国家为了税收的渴望，方才启用和依靠乡村和地方黑社会组织，杜赞奇把这种黑社会组织称为“营利型经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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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赞奇指出，尽管正式的国家机构可以依靠这些非正式的“营利型经纪人”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它却无法控制这些非正式机构。于是，国家对于基层的榨取与基层社会的“黑社会化”乃是一个同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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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蒋介石并非生来有仇，在大革命时代，毛泽东与蒋介石是一文一武两颗最耀眼的明星。蒋介石的原配夫人叫毛福梅，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蒋介石的原配夫人——蒋经国的生母——与毛泽东“五百年前是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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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衰落，就是由于基层被“黑社会化”的“劣绅”所把持，中国的上层则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统治。而蒋介石所代表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旧中国的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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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推动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那就非得革蒋介石的命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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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是敌我矛盾，他们之间斗争的成败关系中国的现代命运，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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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毛泽东，算是蒋介石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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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2月1日，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半月刊第四期上，刊发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被当时的《中国农民》和《中国青年》转载，而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却拒绝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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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时的陈独秀来说，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属于离经叛道，散布的都是“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后来的西方思想家眼里，这篇文章却因为简洁地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至今依然还是“曲高和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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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成为选集中的第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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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这篇文章不仅是指导国民革命，而且也是指导整个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献，就是这篇文章，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正式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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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毛泽东3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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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的青年当中读过这篇文章的似乎已经不多了。而对这篇文章认识最为独到的人，却是德国思想家、法学家卡尔·施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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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整个西方社会都被越南战争所震慑，正是为了思考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理论，施密特于1963年发表了《游击队理论》一文；同年，他又再版了《政治的概念》一文。这两篇文章，从特定的角度重新讲述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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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文章和教诲为什么是重要的呢？施密特说，这就是因为现代西方社会出现了一种强烈的“非政治化”趋势，而其突出表现就是以伦理的、审美的标准，特别是以经济的标准代替、取消政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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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什么是政治的标准呢？施密特指出，如果说艺术的标准是美与丑，伦理的标准是善与恶，经济的标准是盈与亏，政治的标准，就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头所说的那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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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标准就是区分敌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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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密特坦承：西方政治的基础就是基督教和白人种族主义。从这个角度说，非西方社会就是西方的“非我族类”，也就是西方的敌人，因此，西方与非西方的斗争，是永远也不会停止的敌我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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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泽东则认为，现代政治的基础是阶级分化，只要存在着阶级的分化，政治斗争也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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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密特与毛泽东的政治立场截然不同，但是，在政治不可能被取消，在当代社会中，它只能被伦理、审美和经济所遮蔽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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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密特指出：人们往往把毛泽东的这篇文章理解为纯粹的政策和策略，而这乃是一种致命的错误。实际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理论文献，它在政治理论上的地位，堪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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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密特认为，毛泽东这篇文章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回答了“世界的实质是什么”以及“政治实质上是什么”这两个问题。而对于革命的策略乃至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相对而言，是建立在上述两个重要思考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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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划时代的政治哲学文献，而关于政策与策略的论述只是这篇文章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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