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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文章和教诲为什么是重要的呢？施密特说，这就是因为现代西方社会出现了一种强烈的“非政治化”趋势，而其突出表现就是以伦理的、审美的标准，特别是以经济的标准代替、取消政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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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什么是政治的标准呢？施密特指出，如果说艺术的标准是美与丑，伦理的标准是善与恶，经济的标准是盈与亏，政治的标准，就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头所说的那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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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标准就是区分敌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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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密特坦承：西方政治的基础就是基督教和白人种族主义。从这个角度说，非西方社会就是西方的“非我族类”，也就是西方的敌人，因此，西方与非西方的斗争，是永远也不会停止的敌我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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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泽东则认为，现代政治的基础是阶级分化，只要存在着阶级的分化，政治斗争也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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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密特与毛泽东的政治立场截然不同，但是，在政治不可能被取消，在当代社会中，它只能被伦理、审美和经济所遮蔽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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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密特指出：人们往往把毛泽东的这篇文章理解为纯粹的政策和策略，而这乃是一种致命的错误。实际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理论文献，它在政治理论上的地位，堪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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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密特认为，毛泽东这篇文章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回答了“世界的实质是什么”以及“政治实质上是什么”这两个问题。而对于革命的策略乃至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相对而言，是建立在上述两个重要思考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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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划时代的政治哲学文献，而关于政策与策略的论述只是这篇文章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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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毛泽东对于“阶级是什么”的理解是与“世界是什么”的回答联系在一起的，而实际上，只有从后者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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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什么？”在毛泽东看来，世界就是“差异”。世界上是永远存在差异的，毛泽东说，就社会而言，差异就表现为社会差别和社会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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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本质是差异，而差异就是发展变化的根源，施密特说，这也是马克思从黑格尔辩证法中汲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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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和差异推动了世界的发展与变化，不过，毛泽东又认为，这种变化并不总是意味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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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另一个相同之处，就是对“量变质变规律”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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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当社会差别和社会差异还不至于影响社会成员“过日子”的时候，这种差异和差别就不是“对抗性”的；而社会“等级”，也还不至于发展为对立的“阶级”——这个时候的社会冲突，就不会表现为“政治冲突”、“阶级斗争”、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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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进一步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哲学总结。他说：所谓“矛盾是普遍的”，是指“差异”是永远存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矛盾和差异都是对抗性的，换句话说，不意味着它们都是“政治性”的，存在矛盾和差异的地方，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条件已经成熟和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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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延续着这样的思考，后来的毛泽东又写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论十大关系》这样的著作。而这两篇著作中的思想，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及《矛盾论》乃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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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毛泽东的思想从诞生起就是成体系的，是一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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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第二个核心，便是回答了什么是“革命”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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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革命，只是在社会差异发生了“质变”时方才出现的，或者说，革命只出现在社会矛盾转变成“对抗性”的历史过程中。这个过程，就好像水在加热至95度时还是液体，而到了100度就气化了一样，这就是所谓“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毛泽东后来说，这一过程，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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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而言，所谓革命状态，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作威作福，而另外一部分人则活不下去那样一种状态，即所谓1%对99%的状态。到了这个时候，社会关系就转变为“敌我关系”，社会差异和社会差别，就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敌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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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身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方才是处于“政治状态”之中，而处于政治状态的人，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区分敌友。因为所谓“朋友”就是让我活下去的人，而“敌人”则是使我活不下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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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篇文章一开头，毛泽东便如此急迫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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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做一个大概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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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的实质，就是矛盾和“差异”的视野出发，通过把握“量变质变规律”这个辩证法的核心，毛泽东方才展开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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