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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在中国，最坏的势力就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土豪劣绅，他们是革命者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介于敌人与朋友之间，他们的特点是怀疑动摇。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可惜人数很少。在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就是那些活不下去的人，而绝大多数人处于活不下去的状态，这就是中国革命得以爆发的根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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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最广大的农民才是革命可以依靠的真正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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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毛泽东看来，大革命所依赖的对象却并不是绝大多数活不下去的农民。大革命依靠的是蒋介石，而蒋介石代表的却是革命的真正对象——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土豪劣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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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但是，革命者对于“革命”还没有从思想上做好准备，而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依然还处于“政治上不成熟”的状态。因此毛泽东指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是一场“虚假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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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什么会失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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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因为蒋介石集团代表的是上层的“营利型官僚”（官僚资产阶级）和基层的“营利型经纪人”（土豪劣绅），他们是中国最坏的势力，而当时的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却把它们视为革命的依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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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春，正值大革命高潮，身居高位的毛泽东在武汉写了一首格调悲怆的词。在唐代，中国人把西域的来客，称为“菩萨蛮”，而毛泽东这首词的词牌名，就叫“菩萨蛮”，而这似乎意味着，他自己在中国政坛和思想界中的地位，如同“西域来客”一样属于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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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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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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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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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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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斯大林放任蒋介石加强“战斗力”的结果，只能是使蒋介石更快、更加赤裸裸地举起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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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当时十分危急的形势下，只有农民运动才能挽救革命，而只有抓住农民，共产党才可能有力量与蒋介石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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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国民党人、共产党人、苏联人都不了解庞大的中国农民群体，正因为农民是沉默的“幽灵”，所以，农民就是历史进程中最大的变数，就是革命得以持续下去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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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解这个“幽灵”，就不会对革命的前途做出正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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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4月之间，即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夜，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把农民运动这个“幽灵”的降临，称为“暴风骤雨”。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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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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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堪称中国的《共产党宣言》，而它的第一节，就叫“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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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农民运动这个“幽灵”的降临，迫使每个中国人必须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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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是在这种选择面前，革命者分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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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共中央认为，革命形势发展得太快了，需要稳一稳，停一下，需要“维持现状”，当务之急是需要维持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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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者们急剧右转，投向了反革命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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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对于幽灵般的农民的恐惧，导致了中国资产阶级和自由派主张以恐怖的手段对待农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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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统治集团眼里，人民从来就不可怕，作为最弱势群体的农民就更不可怕了，而只有组织起来的、被政治化了的农民，才是令他们寝食难安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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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2月，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做出了清党、分共的党务案，他们就是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背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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