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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湘江，江边有个什么县哪，出了个什么人，领导人民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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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子弟兵”这个崭新的制度，就是从浏阳河畔的文家市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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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一千余人，到达位于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的井冈山。这支军队原本号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但由于人数实在太少，于是，经过在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整编之后，改叫“第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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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年的王阳明，也正是在江西永新这个地方举起义旗，招募义兵，整编起一支队伍，向着宁王朱宸濠开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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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井冈山上有两个“绿林好汉”领导的农民武装，这两个好汉，一个叫袁文才，另一个叫王佐。袁文才派来与毛泽东接头的代表叫龙超清，因为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毛泽东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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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很多人都认为，毛泽东此举其实就是投靠了土匪，毛泽东自己则当了“山大王”。因此，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并不是依靠工人，甚至也不是依靠农民，而是依靠“流氓无产者”起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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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确实是在井冈山起家，但他依靠的却是一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军队，这支军队后来被称为“人民子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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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从无到有靠谁人？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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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这首歌里唱到的那样：从无到有，靠的是共产党，靠的是毛泽东。那么，共产党和毛泽东又靠的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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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靠的是“父老乡亲”，是数千年中国文明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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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民子弟兵”这个名称的精髓就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制度之中。因为“子弟”这种说法，所面对的是“父老”。刘邦入咸阳，曾经“与父老约法三章”，而项羽兵败垓下，也曾经说了这样一句话：“无颜面见江东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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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老”就是中国乡村共同体里的“贤人”，在墨家学说里，他们也被称为“侠”。在普通老百姓眼里，他们便是立足乡村共同体扶危济困、替基层百姓打抱不平的“好汉”，他们代表的就是基层百姓的“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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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新一带，是历史上被官府和地主所压迫的客家人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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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泽东一样，王阳明也正是在江西永新，通过收拾人心起家，开始了一介书生的戎马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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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王阳明认为，当务之急就是重建乡村。而重建乡村的办法，并不是像朱子那样，标榜一个专门针对乡村的秩序（乡规民约），并自上而下地推行于乡村，而是针对基层社会的现实矛盾，使每一个“当下之我”、使每一个基层小民，发挥出乡村主体的作用——这就是“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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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毛泽东的说法，这就叫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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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8月23日，在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曾经写道：“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1973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曾经这样说：鲁迅是“圣人”，而我只是“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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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本大源，也就是天理良知，圣人是天道的承载者，而贤人则是天理的发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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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正是从最基层人民群众那里，发现了天理与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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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人不是士大夫，士大夫代表官场和官家，代表刑名和利诱，而贤人代表百姓，代表基层的民心，贤人就是基层群众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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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有了“贤人”的存在，中国基层乡村的治理理想，便不再是刑名和利诱，而是思想教育，也就是启发基层人民的觉悟——这就是“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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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主张待共同体的成员如“学生”、如“子弟”，而不是如“百姓”。大而言之，它昭示着中国两条政治路线的分野：一条“胥吏”对“百姓”，一条“贤人”对“子弟”，或“老师”对“学生”。而只有后一条路线，即以百姓为“父老”，方才能够带出了“子弟兵”，只有“老师”对“学生”，才能培养真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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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朱子、陆九渊、王阳明乃至曾国藩都说过，他们也都曾立志做这样的贤人，或做“文侠”，或做“武侠”，行侠仗义，从基层改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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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治理依靠的自然是文化和信仰，它所针对的是共同体成员的“心”而不是“身”。所以，它主张用做学问的方式搞治理，主张读书与治理不可分为两事，这便是“一边打仗、一边生产、一边读书”；这便是“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这便是“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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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而言之，它强调政治工作的办法与搞学问无异，根本上均在于“调查研究”、“与民同心”，因此，毛泽东提倡用开会和思想教育的方式解决群众问题。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造成“必也使其无讼乎”这样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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