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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特殊性在于，他是军人中的思想家，是思想家中的战略家，把战争升华为哲学，这是毛泽东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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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由于没有掌握战争的规律、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思考世界发展的规律，红军的领袖们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一些“经验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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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让当时的红军理解毛泽东所说的“政治”是什么，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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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地位并非从一开始就是非常稳固的，毛泽东的战友们当然也不都是善于思考、能谈古论今的傅柏翠，他们并不是与毛泽东在各方面都有着共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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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年红四军中林彪的下属江华还是这样说：那时毛泽东对于干部要求高，要求严，批评人也是很严厉的。对一些营团级负责干部的缺点错误，他也毫不留情地当面批评、训斥，常常使人难以接受，下不来台，因而有些同志对他是很有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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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毛泽东只是被人怕，而不是被人理解、被人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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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也要有人懂，毛泽东是孤独的——而这正是他一生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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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闽西，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之间的分歧，围绕着前敌委员会这个组织，终于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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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非常重视红军总前委的建设，因为前敌委员会这个机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机构，它是一个统摄政治、军事、社会和经济为一体的领导机构，只有在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方才能够凸显红军的工作不仅仅是纯粹军事性的，而是政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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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总前委应该体现的正是党对红军的领导；而总前委的任务，就是思考战略性的问题，就是为红军制定正确的思想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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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于红四军中存在问题的批评，也主要体现在对于总前委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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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敌委员会这个机构，原本是党中央指定设置的。1928年6月4日，上海中央在给红四军的信中指定：由毛泽东、朱德，再加一名工人、一名农民的代表以及前委所在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5人组成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统辖红四军和湘赣地方党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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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6月下旬，中央再来指示，任命杨开明为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毛泽东回到红四军担任政治部主任，只负责军队的工作，根据地的党政工作就不必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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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5月，中央再次指示，红四军成立临时军委，刘安恭为临时军委书记，这样，就出现了在军队中“前委”与“军委”、“特委”互相掣肘的问题。前敌委员会其实在党、军队和根据地都已经成了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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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1929年6月8日，在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罢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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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总前委不“议政”，不研究思想路线、不思考“大问题”，以至于党在军队里成了纯粹的摆设，成了部队的附庸，自己不能担负这种不死不活的责任，毛泽东要求马上更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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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夜里，林彪派江华给毛泽东送来一封急信，心机很重的林彪，坚决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林彪认为，现在有人巴不得毛泽东离开前委，如果毛泽东自己闹罢工，这就等于授人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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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华后来回忆说，毛泽东看了这封信之后，没有表态，只是说：信放这里，没有别的事了，你休息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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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华说，那一夜自己一直不能入睡，而他后来才知道，收信人毛泽东和写信的林彪也都是辗转反侧，彻夜未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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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毛泽东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林彪复信，毛泽东告诉林彪：不要把个人的得失放在头里，而要把思想和政治的问题放在心上，自己要争的是思想路线上的是非，而不是个人的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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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告诫林彪说，要学会多思考些“大事”，不要纠缠于个人得失这种“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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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是毛泽东的爱将，但林彪自己却总喜欢说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而毛泽东毕生对这个“好学生”的最大不满，就在于林彪关键时刻总是“想法”太多，把个人权位的得失置于思想路线的思考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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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毛泽东毕生对自己的这个“好学生”，爱甚而痛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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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林彪的担忧也从来就不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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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红四军将领，对于毛泽东所强调的战争的规律、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世界历史的规律这种大问题，既缺乏理解也不感兴趣。于是，在他们看来，毛泽东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无非就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家长制”权威，而毛泽东强调“思想上建军”，实际不过是贪恋“总前委书记”这个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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