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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次住院期间，毛泽东还动员傅连暲跟红军走，正是毛泽东把傅医生由基督徒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而长汀福音医院，则成为红军的第一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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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就是这样无奈地离开了他亲手创立的红军，毛泽东也就是这样屈辱地被解除了武装，那时，甚至没有人敢去看他。好在，当时的他，还可以读书、写书，以书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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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后来曾说过：“毛主席是一个……受过污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审查，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蒙受耻辱，被送往后方休养。没有人去看望他，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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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被剥夺了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在狂风暴雨中途经瑞金城外的大柏地。雨过天晴后，他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提枪参战，在此地率领红军殊死战斗的情景，吟成了《菩萨蛮·大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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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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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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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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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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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来之不易，而一旦路线错误，失败就将是非常迅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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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毛泽东在大革命时代所说的那样：“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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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写这首词后不久，在博古等人的指挥下，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陷入了全面的军事失利。而这首词，表达了毛泽东对于红军的深刻眷恋，更表达了他对于战况的焦虑和急于上阵杀敌的迫切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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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 第十章 毛主席与“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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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区被封锁的条件下，在当时中国那样一种落后的情况下，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却是极为超前的。毛泽东比我们更早地认识到，现代经济不是简单的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而是信用经济，商品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因此，发行公债、掌握资本，这是组织经济的根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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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表明，毛泽东比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更为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所反对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使资本为人民服务、为劳动服务，以摆脱和打破少数人垄断资本那样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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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信用的基础是人民的信任，人民的信任是战胜敌人的铜墙铁壁，也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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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从红军的领导岗位上赶下来之后，毛泽东开始专心致志地当起了“毛主席”，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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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年底，毛泽东把自己的工作重心，由军事转向了经济与社会，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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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长期流行的看法认为：毛泽东擅长政治，尤其是军事，而对于经济工作则不在行，毛泽东毕生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政治而不是经济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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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恰恰是一种从根本上不懂经济的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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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实际上，经济也是政治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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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领域往往被理解为非政治的，因而是和平的，但毛泽东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与列宁不同，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不仅仅意味着战争，因为经济攻击，乃是一种日益重要的帝国主义战争方式，比如利用国际能源和资本市场，对敌对国家的货币信贷制度和能源安全实施打击；利用国际法实行封锁禁运；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使敌人的基础设施瘫痪；利用掌握的知识资源对于敌人进行“洗脑”——这些手段表面上都是经济性的。从中，我们看不到战争也看不到政治，仅看到国际警察和维护和平，于是，对手如今也不叫敌人，而是被当作了和平与国际秩序的挑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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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只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新形式的斗争，因此毛泽东说，和平是相对的。历史证明，一个没有政治能力的民族，便不可能真正具备经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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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没有发言权，不能参与制定国际规则，那么，从根本上说经济是发展不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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