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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的“经济浪漫主义者”经常忘记：世界经济发展是有周期的，这就是所谓的“景气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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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现代经济运行中存在着波动，这种波动以50~60年为周期，这就是所谓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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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经济理论、一国之经济政策，都不得不受到这种周期性的影响，都不得不去应对这种周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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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政治自主性的民族和国家，难以成功应对周期性波动。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也必须放到世界经济景气的周期中去看，这特别是指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美元的国际化和世界贸易的全球化进程，而这乃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条件，是我们得以迅速发展经济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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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高屋建瓴，正确地分析、把握了世界大势，不失时机地为中国的发展抓住了国际机遇。但他一贯强调，国际机遇只是外因，我们发展经济的根本保障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正确地分析国内国际形势，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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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天理固然只能在时势中展开，但却不能只见势而忘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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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浪漫主义者”们似乎也不知道：世界经济波动的周期，与世界霸权兴衰的周期是高度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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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的描述，1920~1970年间，整个世界经济都处于下行的周期。20世纪中叶开始的“冷战”，既是美苏两霸分割世界市场的历史，也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向衰落的历史。1949年以来，长期积贫积弱的中国处在被孤立和封锁的条件下，在这样的周期里，毛泽东不但能够成功地建立起中国的国民经济框架，更能够全面整合亚非拉等第三世界的资源，为中国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一举奠定了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大国地位，从而为中国成功赶上世界经济景气的周期奠定基础，这无疑是既“得其理”，而又“造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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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大环境不好、整个经济处于下行期的前提下，如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同时营造有利于我之国际形势才是衡量一种经济理论、经济政策成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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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得其道，才能顺乎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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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封锁与禁运，这就是现代战争的基本形式，而打破敌人对于资源、资本、技术和人心的垄断，这就是我们的经济工作的实质。而从这个角度上说，毛泽东恰恰极为懂经济，他在江西苏区开创的经济理论与实践，奠定了一种崭新的经济学。而毛泽东的经济学与他的战争理论相比，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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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苏区时代，毛泽东的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最大创造性就在于：他融合了中国传统的治理经验和现代金融思想，用于推动苏区的生产与贸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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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这位“主席”上任伊始，苏区所面临的经济状况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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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毛泽东在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一部分，题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深刻阐述了经济斗争是现代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其中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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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同志们，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抱着这些意见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你们看，敌人在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我们如果不把这些困难克服，革命战争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吗？盐很贵，有时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厉害。这些情形，立即影响到工农的生活，使工农生活不能改良。这不是要影响到工农联盟这一个基本路线吗？工农群众如果对于他们的生活发生不满意，这不是要影响到我们的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吗？所以，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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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苏区所面临的头等问题，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盐很贵，而且有时还买不到，同时谷价的波动十分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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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毛泽东认为，苏区面临的最根本的经济工作，就是立足生产，发展金融与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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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为什么必须发展商业呢？这就是因为苏区被敌人所封锁，而最根本的两项生活资料或者两大商品——粮食和食盐都垄断在奸商的手里，奸商和敌人利用了这种封锁，从而在经济上剥削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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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这样分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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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入口贸易的数量来看，我们第一个大宗出口是粮食。每年大约有300万担谷子出口，300万群众中每人平均输出一担谷交换必需品进来，不会是更少的吧。这笔生意是什么人做的？全是商人在做，商人在这中间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去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5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而商人运到赣州卖4块钱一担，赚去了7倍。又看300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900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600万块钱的布。这1500万元盐、布的进口，过去不消说都是商人在那里做的，我们没有去管过。商人在这中间的剥削真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县买盐，一块钱7斤，运到我区，一块钱卖12两。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再不能不管了，以后是一定要管起来。我们的对外贸易局在这方面要尽很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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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盐与粮食的问题，究竟该如何管呢？毛泽东认为，这里的问题就在于流通渠道的不畅，也就在于流通领域里的垄断。因此，苏区政府必须参与到粮食和食盐的经营中去，以打破私商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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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们经常援引亚当·斯密的观点来反对政府对于流通领域的干预，但恰恰是在《国富论》中，斯密强调指出，让私商、外国人控制英国的流通领域，最终会严重伤害英国的经济，因此，英国的商船，特别是殖民地运输贸易品的商船，必须由英国制造。而这一条，更必须以女王法令的形式去落实，因为这一法令可以从根本上保证英国军舰的制造能力，从而既推动英国制造业的发展，巩固英国的国防，并最终从根本上保证英国庶民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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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也恰是毛泽东的观点——要保护苏区的财富，那就必须组织起来，一盘散沙搞不了经济，要搞好苏区的经济，就必须完善经济结构、建立自己的经济组织。这种组织是金融组织，是生产组织，也是军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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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毛泽东的倡议下，苏区成立了粮食调剂局和对外贸易局这两个重要机构，同时，毛泽东主张发展合作社，普遍建立谷仓和备荒仓。而毛泽东上述的经济建设方略，均来自中国历史上的均输法、市易法和社仓法。这些经济改革与建设的方略，其实是桑弘羊、王安石、王阳明都曾经采用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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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泽东经济学”的创新之处在于，他采用了现代金融的手段推动这些经济建设的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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