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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目的地的选择是错误的。在当时的军事“三人团”看来，红军的目的地可能有两个，一个是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做一次大的战略迂回，最终再回到江西根据地；而另一个则是到湘鄂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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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再回到中央苏区是不可能的，而去湘鄂西，则与蒋介石对红军动向的判断完全一致。于是，蒋介石在沿途精心布防，为红军设置了4道封锁线。而在毛泽东看来，走那条路，等于跳蒋介石挖好的陷阱，这一教条主义路线无疑就是让红军去送死，这是葬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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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苏区的丧失，归于敌人的强大和蒋介石所采取的层层推进的堡垒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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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广昌保卫战开始之前，林彪就曾上书批评博古错误的军事路线。林彪指出，敌人的堡垒之间有巨大的空隙，红军完全可以利用这些空隙跳到敌人背后的外线去作战，只要运用毛泽东的运动战，第五次“围剿”完全是可以被打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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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认为，敌人的强大和蒋介石的堡垒战术根本不是反“围剿”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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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泽东则进一步认为，战术上的错误是因为战略上的盲目，而战略的失误则是由于博古对政治局势的判断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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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发生了驻守在福建的蔡廷锴部19路军的抗日反蒋事件。毛泽东认为，在日本大举侵华的背景下，无论国内还是国际的政治形势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不平衡发展预示着：民族矛盾正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时候，红军完全可以联合抗日反蒋的力量，与蔡廷锴建立统一战线，从而保证苏区的南大门无虞，并借机使根据地向浙江方向发展。如果采用这种正确的战略，不仅可以打破第五次“围剿”，而且根据地还会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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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战术方面的错误，则更直接地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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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认为，矛盾着的双方始终处于运动和变化之中，强的一方并非每时每刻都强，弱的一方也并非每时每刻都弱，强与弱，不过是一种趋势，善战者在于掌握战争的趋势，故任何战役，首战是关键，首战决定全局大势，首战必须是有把握之战，选择首战，必须以我之强势对敌之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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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第五次反“围剿”之首战，却是被动地选择了最强大的敌人，从而使得首战成为在各种因素皆不利于我军的情形下之浪战，终于铸成了败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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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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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却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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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我军作战的经验，证明处在防御地位的红军，欲打破强大的“进剿”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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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第五次反“围剿”时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从挽救的企图出发，北上就敌，于洵口不预期遭遇战胜利（消灭敌一个师）之后，却不把此战看作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贸然进攻不可必胜的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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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被敌机丢下的炸弹炸断了肠子，26岁的顾作霖接替了王稼祥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第五次反“围剿”中指挥作战的，其实是博古、李德和顾作霖，而周恩来主要分管后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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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10日，广昌战役爆发，顾作霖与博古一起亲临前线指挥，在战局最危急的时候，顾作霖突然口吐鲜血，倒在了地上。激战了18天之后，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守。5月28日，顾作霖因抢救无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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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军长征前，顾作霖被仓促地掩埋在苏区的土地上，而他的坟墓至今也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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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站不胜的情况下，毛泽东主张不能与强敌打阵地战，而一旦遭遇阵地战，则必须速战速决，绝不能拖延，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再而衰，三而竭”。但是，广昌保卫战却违背了这一宗旨，它是一场久拖不决的消耗战。顾作霖的牺牲是英勇的、壮烈的，但事实证明，打仗不能仅凭一腔热血，如果是那样，付出的代价也只能是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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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总书记博古上任伊始，便跃跃欲试地要打一场大仗、硬仗，打一场正规战，以此显示自己的领导魄力和指挥能力，而其结果却是葬送了中央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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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时的毛泽东没有权力，不能参加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只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但是，当时的军委只是一个形式，毛泽东只能眼睁睁看着红军走向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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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昌保卫战失利，苏区北大门洞开，大势已去，红军只能选择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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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长征一开始，红军所陷入的，正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天上敌机轰炸，行动意图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下的最不利的局面。而在突破了三道封锁线之后，红军终于倒在了第四道封锁线上——这便是湘江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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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红军的李德，是一个在巴伐利亚领导城市暴动的德国人。他后来在《中国纪事》中这样回忆说：“当红军刚刚到达广西北部的全州，准备从这里渡过湘江时，通过情报得知，蒋介石的三个师也刚刚到达这里，准备堵截红军。”于是，李德决定，红军应该放弃立即渡江，而从全州南部绕过去，然后再渡过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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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自观察了全州的地形之后，毛泽东强烈反对李德的建议，他主张趁敌人兵力不足、立足未稳，一举拿下全州，立即在此渡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他的主张被“三人团”拒绝之后，毛泽东抱着一线希望，要求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集体投票表决红军这次最关键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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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德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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