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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观点从来就不是孤立的，而《中国之命运》中提出的观点之所以具有代表性，就是因为在人类陷入“二战”的炮火、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蒋介石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中国精英阶层的主张乃至“共识”，代表了中国上层精英人士对于人类命运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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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民国史学”，流毒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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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是明亡三百周年，而自1942年以来，通过反思明朝灭亡的教训，来思考中国衰亡的原因，以寻求人类的出路，便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重要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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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敢于与蒋介石以及诸位“大儒”们公开唱反调的，尤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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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认为，明朝既非亡于“外寇”，也非亡于“流寇”，而是亡于自身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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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陕西的大饥荒和农民起义的大爆发，就是当时阶级分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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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文章说到了国民党的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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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的国民党究竟有多腐败呢？仅从其货币政策上，便可以清楚地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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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毛泽东的同乡齐白石卖了200张画，换回捆捆法币，但这些天文数字的法币，却连10袋面粉也买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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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鉴于中国的法币发行量已经达到了1937年的32828倍，国民政府已毫无信用可言，于是，美国决定给予中国3亿美元援助贷款，以拯救即将破产的法币。随后由于形势严峻，美国遂不得不于1942年2月2日，宣布将对华贷款提高到5亿美元。而国民党政府先是决定将这笔美元存在美国，随时用于结汇，以稳定汇市，随后，却又决定将此贷款用于购买美国货物，来华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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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国民政府就这样自己做起了战时投机生意，而这笔贷款的相当部分，便沦为当局经办者自行购物、特别是在美国投资不动产的资本，此即所谓“发国难财”一说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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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马寅初不过提出要对这笔“国难财”征税，不料此论一出，马寅初反被政府囚禁于重庆歌乐山，马寅初的《通货新论》一书，即为囚禁时所做。当时，他这样感慨地说：国民政府口头上奉的是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宗旨，实际执行的是“地上为私”4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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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里的名言是：面对天下饥荒，人民陷入水火，“聚敛”的是官家，而“救灾”的却是“寇家”，于是，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百姓却是“望寇剿兵”，人心所向，明朝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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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文章发表之后，国民党当局却立即组织叶青、陶希圣等在《中央日报》撰文，予以高调挞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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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一生，起码被郭沫若“坑”了两次，而且都是“坑”在了节骨眼上。蒋介石有充分的理由恨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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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1927年4月1日，原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长，时任蒋介石“大秘书”的郭沫若，发表了其奋笔疾书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公然以一支笔对抗蒋介石的屠刀，一举揭了蒋总司令老底的这篇檄文是这样开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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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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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总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营，就是惨杀民众的大屠场。他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了。他的罪恶书不胜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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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发表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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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2月24日，为逃避蒋介石的追杀，郭沫若化名“吴诚”，只身一人亡命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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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就是1944年，重庆《新华日报》连载了郭沫若为明亡300年而做的《甲申三百年祭》，他再次以一支笔，给蒋家王朝唱了挽歌。这一次蒋委员长忍无可忍，1946年2月，蒋介石手下的特务，终于在较场口把郭沫若痛打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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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鲁迅病逝于上海，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写下了这样的挽联：“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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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郭沫若文章的是延安，毛泽东后来给郭沫若写信这样说：“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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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仅长毛泽东一岁，而毛泽东却一直尊称之为“郭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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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蒋介石是能够识人的。为他代笔《中国之命运》的陶希圣，堪称杰出的思想家；而他的秘书中，除郭沫若是文化巨匠之外，起码还有两位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文化人，一个是陈布雷，一个则是徐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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