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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至1946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先后派遣了6批军事联络参谋到延安，以督察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之军政，1943年5月，徐复观以第十八集团军少将高级联络参谋的身份来到延安，他恰好目睹了延安整风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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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重庆后，徐复观写了长篇报告，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汇报了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阐述了延安为什么会发生“整风运动”，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根本不同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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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指出，蒋介石所说的“四维八德”的承载者，就是乡绅和读书人，蒋介石没有看到的是，如今并不是道德败坏了，而是承载着旧道德的那个阶级败坏了，他们不但与中国社会已经完全脱节，而且沦为了中国社会的破坏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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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国民党与共产党有两大不同。第一个不同，就是共产党立足于基层的农村组织，而国民党与中国基层是完全脱节的，因此只能称得上一个“半吊子”组织，国民党的县级政权基本掌握在土豪劣绅手中，“县政府以上者为乡愿政治，县政府以下为土劣政治。不仅不能形成国防、经济、文化凝为一体之坚实社会，并亦不能与现实之军事要求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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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延安整风的目的之一，恰就在于从最基层组织中国社会，使得社会高度地有组织化，又使社会组织军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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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之秘诀，在于以农民党员为发展组织之对象，故其组织能深入子社会里层。党之组织深入于社会里层之后，第一步先以各种方式变社会为绝对之战斗体，由此战斗体中以产生军队，发展军队，于是军队遂能与社会结为一体。我方则因党未能在广大之社会生根，故政治亦不易在社会生根，因之军事力量也无法在社会生根，而浮出社会之上。是故在其选定之时间内向我攻击，则如潜水艇之攻击武装商轮，在其控制之空间内以行防御，则能深藏于九地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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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形象地指出，中共所行之法，即商鞅之法，行久必效；而国民党如今之处境，就如同当年面对着正在壮大的秦国的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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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复观看来，中共整风的目的之二，就在于改造知识分子，目的是使知识分子与中国现实和中国的民众相结合，从而解决中国社会上下脱节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一条尤其需要国民党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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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国民党的组成分子，已经完全是脱离了广大社会群众的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只有争权夺利才是真的，口头上所说的一切道理都是假的。因此，要以民主的力量打破当时的几个特权圈。要以广大的农民农村为民主的基础，以免民主成为知识分子争取夺利的工具。一切政治措施，应以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为总方向、总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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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报告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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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团为国家民族之大动脉，新血轮。然血液之循环，若仅及半身而止，则必成半身不遂之人。今日现象，中央有党团，至省而实际效能已减，至县则仅有虚名，县以下更渺然无形无影，党团之活动，亦成为半身不遂之活动。故奸伪可以控制社会，会门可以控制社会，土劣可以控制社会，迷信团体可以控制社会，而本党团反不能以独力控制社会。此其故，在本党党员团员之成分，仅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于党团之组织，自然仅以上层为对象：故本党今后组织之方向，必须为书生与农民之结合，以书生党员领导农民党员。于是党之组织乃能深入农村，党部乃有事可做。农村与都市乃能成为一体，智力乃能与体力冶为一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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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期间，徐复观与毛泽东有5次长谈，每次谈话都是向毛泽东请教历史问题，而不涉及当前之政治。他因此得到了“延安精神”的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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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的报告立即获得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蒋介石于1943年11月17日深夜紧急召见徐复观，并将他写的这份报告批转国民党要员们认真学习，而报告上布满了蒋介石的圈点和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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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徐复观调任侍从室机要秘书，成为蒋介石的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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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徐复观，成为海外“新儒家”的旗帜。在流亡美国期间，他曾经这样说：“我们虽然身在海外，虽然反对共产党，但是我们非常爱我们自己的国家，非常希望共产党做得好。我们的国家，现在不错，是站起来了。这个站起来，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当然第一功劳，是毛泽东，没有他的气魄，没有他的号召力，没有他的组织能力，那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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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徐复观前后脚造访延安的是梁漱溟，他怀着满腔的疑问，到延安去会中共领导人，与毛泽东前后进行了8次谈话。当时的梁漱溟坚持中国有个人、有家族而无阶级，既无阶级，何来阶级斗争？而直到20世纪50年代，梁漱溟方才在坦承：原来中国是松散的原子化社会，人各行其事而彼此不相交，毛泽东的理论如原子加速器，使松散的原子化社会因彼此碰撞而凝聚为一体，从而焕发出惊人的能量。“原来集团引起斗争，斗争促成集团。集团实与斗争相连，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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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使原子化的中国凝聚成为“集团”，它把一个能量耗散的机制，凝聚为能量加速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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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蒋介石知道国民党腐败，他也知道国民党的问题不仅仅是腐败；他知道共产党廉洁，他也知道共产党的法宝不仅仅是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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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蒋介石更知道，中国社会正在散漫中耗尽最后的能量，虽说消除腐败不容易，可改造中国人散漫的积习则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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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是唯一的一块净土，陈嘉庚先生造访延安后，对比国民党统治区，他感慨地说，延安有“十没有”：“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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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没有”，原本是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的讲演中颇为自豪的讲话里面总结的，而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1940年5月到延安，他亲眼看到了延安的情况，不禁发自肺腑地说：“我一向以为，能救中国的人还没有出生，现在我才知道，这个人已经出生了，而且已经50多岁了，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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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时的延安实在是太穷了。在日本和国民党军队的双重封锁之下，延安穷得连毛泽东也是一日两餐，两餐又常是一稀一干，基本没有菜，甚至吃盐也很困难。抗日名将续范亭在延安与毛泽东吃了一顿饭，难过得流下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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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大家连饭也吃不饱的延安，却被当时中国和世界上的仁人志士视为“圣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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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当时写过这样一首诗：“历年征战未离鞍，赢得边区老少安。耕者有田风俗厚，仁人施政法刑宽。实现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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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没有物质生活的腐败，延安“只见公仆不见官”，而这就是延安作风吗？这就是使延安成为“圣地”的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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