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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1927年4月1日，原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长，时任蒋介石“大秘书”的郭沫若，发表了其奋笔疾书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公然以一支笔对抗蒋介石的屠刀，一举揭了蒋总司令老底的这篇檄文是这样开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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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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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总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营，就是惨杀民众的大屠场。他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了。他的罪恶书不胜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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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发表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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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2月24日，为逃避蒋介石的追杀，郭沫若化名“吴诚”，只身一人亡命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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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就是1944年，重庆《新华日报》连载了郭沫若为明亡300年而做的《甲申三百年祭》，他再次以一支笔，给蒋家王朝唱了挽歌。这一次蒋委员长忍无可忍，1946年2月，蒋介石手下的特务，终于在较场口把郭沫若痛打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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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鲁迅病逝于上海，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写下了这样的挽联：“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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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郭沫若文章的是延安，毛泽东后来给郭沫若写信这样说：“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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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仅长毛泽东一岁，而毛泽东却一直尊称之为“郭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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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蒋介石是能够识人的。为他代笔《中国之命运》的陶希圣，堪称杰出的思想家；而他的秘书中，除郭沫若是文化巨匠之外，起码还有两位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文化人，一个是陈布雷，一个则是徐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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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至1946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先后派遣了6批军事联络参谋到延安，以督察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之军政，1943年5月，徐复观以第十八集团军少将高级联络参谋的身份来到延安，他恰好目睹了延安整风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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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重庆后，徐复观写了长篇报告，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汇报了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阐述了延安为什么会发生“整风运动”，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根本不同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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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指出，蒋介石所说的“四维八德”的承载者，就是乡绅和读书人，蒋介石没有看到的是，如今并不是道德败坏了，而是承载着旧道德的那个阶级败坏了，他们不但与中国社会已经完全脱节，而且沦为了中国社会的破坏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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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国民党与共产党有两大不同。第一个不同，就是共产党立足于基层的农村组织，而国民党与中国基层是完全脱节的，因此只能称得上一个“半吊子”组织，国民党的县级政权基本掌握在土豪劣绅手中，“县政府以上者为乡愿政治，县政府以下为土劣政治。不仅不能形成国防、经济、文化凝为一体之坚实社会，并亦不能与现实之军事要求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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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延安整风的目的之一，恰就在于从最基层组织中国社会，使得社会高度地有组织化，又使社会组织军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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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之秘诀，在于以农民党员为发展组织之对象，故其组织能深入子社会里层。党之组织深入于社会里层之后，第一步先以各种方式变社会为绝对之战斗体，由此战斗体中以产生军队，发展军队，于是军队遂能与社会结为一体。我方则因党未能在广大之社会生根，故政治亦不易在社会生根，因之军事力量也无法在社会生根，而浮出社会之上。是故在其选定之时间内向我攻击，则如潜水艇之攻击武装商轮，在其控制之空间内以行防御，则能深藏于九地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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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形象地指出，中共所行之法，即商鞅之法，行久必效；而国民党如今之处境，就如同当年面对着正在壮大的秦国的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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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复观看来，中共整风的目的之二，就在于改造知识分子，目的是使知识分子与中国现实和中国的民众相结合，从而解决中国社会上下脱节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一条尤其需要国民党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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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国民党的组成分子，已经完全是脱离了广大社会群众的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只有争权夺利才是真的，口头上所说的一切道理都是假的。因此，要以民主的力量打破当时的几个特权圈。要以广大的农民农村为民主的基础，以免民主成为知识分子争取夺利的工具。一切政治措施，应以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为总方向、总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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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报告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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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团为国家民族之大动脉，新血轮。然血液之循环，若仅及半身而止，则必成半身不遂之人。今日现象，中央有党团，至省而实际效能已减，至县则仅有虚名，县以下更渺然无形无影，党团之活动，亦成为半身不遂之活动。故奸伪可以控制社会，会门可以控制社会，土劣可以控制社会，迷信团体可以控制社会，而本党团反不能以独力控制社会。此其故，在本党党员团员之成分，仅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于党团之组织，自然仅以上层为对象：故本党今后组织之方向，必须为书生与农民之结合，以书生党员领导农民党员。于是党之组织乃能深入农村，党部乃有事可做。农村与都市乃能成为一体，智力乃能与体力冶为一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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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期间，徐复观与毛泽东有5次长谈，每次谈话都是向毛泽东请教历史问题，而不涉及当前之政治。他因此得到了“延安精神”的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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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的报告立即获得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蒋介石于1943年11月17日深夜紧急召见徐复观，并将他写的这份报告批转国民党要员们认真学习，而报告上布满了蒋介石的圈点和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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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徐复观调任侍从室机要秘书，成为蒋介石的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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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徐复观，成为海外“新儒家”的旗帜。在流亡美国期间，他曾经这样说：“我们虽然身在海外，虽然反对共产党，但是我们非常爱我们自己的国家，非常希望共产党做得好。我们的国家，现在不错，是站起来了。这个站起来，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当然第一功劳，是毛泽东，没有他的气魄，没有他的号召力，没有他的组织能力，那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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