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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裂，就是汉代复辟封建制的必然结果，不过，这也为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他独具慧眼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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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这是他的高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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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后，战乱频仍，南北对峙，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的组合中稳定了，文化也交流了、丰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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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天子失政，道在四夷”这两句话，正好可以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朝时期，代表中国文明实质的，能够“又战斗来又生产”的不是中原，而是北国的夷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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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西晋贵族，可谓将中原文明“只说不练”的积弊发展至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即所谓“清谈”。因此，将西晋的灭亡，归之于所谓的“五胡乱华”，其实是古往今来最大的胡扯：自晋惠帝以来，司马氏王族，同胞兄弟凡25人，自相残杀，结果仅剩下了三人，西晋二世而亡，不闻延祚，就是因为文明日益发达，精英和统治者的欲望便日益膨胀，为了争夺“私有产权”，最终竟连自己的亲兄弟都要杀绝，这便是典型的“求荣取辱”、文明异化之惨剧。而起身于今山西长治武乡县的后赵羯族统治者石勒，只不过是个胡人奴隶，但他却如此鄙视司马氏王朝：“大丈夫行事，当光明磊落，如日月之皎然。不应如曹操、司马懿父子，欺孤儿寡母而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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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比较了中原与夷狄，在谈到这一时期时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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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做样子，扩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苻秦的王猛很厉害，一眼就看到了他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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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蒋介石不同，毛泽东欣赏作为夷狄的苻秦，他更没有鄙视元、清。恰恰相反，正如写出了《元史新编》的魏源一样，毛泽东认为，元和清开创了中华民族的新时代，正是元和清，使中国成为“中华”，使中华成为横跨欧亚的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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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才是中华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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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乱中国者，非夷狄也，因为东汉的乱源，便是贵族和豪族，而构成门阀集团的贵族和豪族，便是一个“官产学一体化”的强大利益集团，而其中的“产”——大土地庄园，又是其世代把持文化教育和官场资源的基础。因此，救天下苍生于水火、挽华夏文明于既倒的唯一途径，便是实行“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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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肩负起土地改革大业的皇帝，便是北魏的孝文帝拓跋宏，而他就是那个迁都洛阳，修建了龙门石窟的鲜卑族皇帝。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均田法，此法的核心，便是中央直接统治土地，它一方面虽默认富民的土地所有权，但另一方面则按照土地国有的原则，不分贫富，皆课以相同的国税，正是这项法令，成为唐代均田制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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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对于形式主义的文明的追求，在六朝时期达到了高峰，而舍本逐末的结果，必然是求荣取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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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隋立国之初，李谔曾这样抨击六朝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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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之三祖，崇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聘文化，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构无用以为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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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很欣赏这段话。他认为，“文风”的问题，就是作风的问题，更是统治阶级堕落的表现。因为将两汉和魏晋文明推向高峰的固然是贵族和豪族，而毁灭了这个文明的同样是贵族和豪族：他们尔虞我诈、骄奢淫逸，“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自己打败了自己，舍本逐末、舍实就虚——而这就叫作“文明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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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一样，毛泽东希望共产党人能够在延安觉悟天下兴亡之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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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傅斯年访问延安。五四时代，毛泽东办《湘江评论》于湖南，而傅斯年则办《新潮》杂志于北京，彼此南北呼应。7月5日凌晨，毛泽东邀其独谈。在谈话中，傅斯年对曰：“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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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宵长谈结束后，傅斯年向毛泽东索要墨宝。傅斯年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书赠其唐五代诗人章碣的《焚书坑》一诗，托王世英转交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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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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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并附信一封曰：“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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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确：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有贡献的，但是它的缺点却是以“洋八股”代替了“旧八股”，而刘邦和项羽的好处就在于他们不知何谓“八股”，身上更没有八股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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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唐的贡献，不在科举，而在府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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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的伟大之处，恰在于他一扫江左风气，而将均田制与府兵制结合起来，使唐代制度的基础，得以重新建立在“农战”——朴素的农民士兵身上。隋唐两个王朝都脱胎于鲜卑西魏，相对于中原贵族制度而言，夷狄的日常生活无非游牧和战斗，即生产和斗争。以生产和斗争为底色的北国制度，较之以精致的吹牛拍马为显学的中原文明来说，显然更为实际化；比较中原等级森严的繁文缛节来说，夷狄的生活显然更为朴素；比较“未窥六甲，先制五言”（即孩子尚未学会数数，便先学会了作诗）的中原教育来说，在游牧骑射中形成的夷狄的人格显然更为自然、健全。汉以来日益贵族化的中国社会，正是因为夷狄的加入，方才获得了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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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陈寅恪做《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其中大肆赞美关陇府兵之制，他所佐证的，不正是延安作风对于盛唐气象的继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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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化最早，文明悠久，宋代以降，随着出版业的兴盛，读书人成堆。但是，头脑发达伴随着的却是动手能力的下降，知性的发展却伴随着情感与意志的退化，在意志力方面，中原的士大夫反而不如夷狄。而过度地追求文明的形式，就是文明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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