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87070
而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所做的《致黎锦熙信》中说过：中国士大夫一贯“以读书为上，办事为下”，以为“农、工、商业”，皆为小人之学，系为小人所设，而“大人”所不为也。殊不知小人是世界上的多数，“而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故中国的学问脱离国计民生，士大夫的能力，反而不如他们所鄙视的小人与夷狄。
1703387071
1703387072
毛泽东的这种看法，与王安石是一致的，因此，他推崇王安石为“法家”。
1703387073
1703387074
宋代建国，始终面临着辽、金、西夏的强大压力，而这就不能不迫使中原的士大夫精英们，对于自身文明的文弱、享乐、滥情痛加反省，在宋人所做的自我批评中，以王安石、叶适为最深刻。王安石曾指出：人皆以为夷狄愚昧迷信，不知中原士大夫文明的迷信，实则比夷狄尤甚，夷狄不过迷信鬼神，但并未脱离骑射，即经济与军事；而中原则迷信文词，正是这种对于文饰、文词的形式主义迷信，使得科举考试成为制造大量废物的荒谬仪式。士大夫是个完全脱离生产与战斗的阶层，而宋人竟以为凭借口诵经文，妙手文章，便可退辽金十万铁骑——这种脱离生产和斗争的文化与其说是文明，倒不如说是天大的愚昧。
1703387075
1703387076
于是，他创办三舍（外舍、内舍和三舍），命学生全部寄宿其中，以观其才德，并于校内建立操场，供学生练习骑射。又制定保甲、保马之法，令农民学习马术武艺，先以自卫，终以服役官府，以期逐步恢复唐的“府兵”、秦的“农战”。但是，宋代的疆域处于中原和江南最为富裕的地区，宋更是历史上士大夫文化最发达的朝代，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任职江南东路的见闻，使他认识到“举国奢靡，全民腐败”的现实。宋代的士大夫文明，不但与生产和经济活动相脱离，也与治国理政完全脱节，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文明，几乎彻底丧失了自我批评和自我改造的能力。王安石之所以感慨宋代最大的失败在教育，叹息“变成法易，变世风难”，这就是因为在“文明发达到了糜烂程度”的地区实行变法和改革，他遇到了当年商鞅在魏时所遭遇的同样问题：改革者不仅需要改造制度，而且还需再造文明。而王安石的命运，自然也就难免要重复墨子式的悲剧：“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虽独能任，奈天下何！”
1703387077
1703387078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而毛泽东这里的深意，则是史家不可不知的。
1703387079
1703387080
中原的士大夫文明之华丽的外表令人向往，但其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和斗争的本质更使人堕落。正是对这种文明/野蛮辩证法的洞悉，正是对“文明异化”的自觉，方才使得辽朝设立了“南面”和“北面”两种制度，它既不要求中原人契丹化，也不鼓励契丹人中原化，而这种措施的用意所在，就是唯恐契丹民族沾染了中原士大夫政治脱离现实的腐败，从而消磨了英勇斗争的志气。
1703387081
1703387082
在毛泽东看来，中原的士大夫仅仅代表了文明的形式，而北方的夷狄，却代表着文明之实质。
1703387083
1703387084
明代的思想家，同样是从铁木真子孙的堕落中，看到了对士大夫形式化的文明的迷信于人心诱惑之甚。他们对于中原文明弊端的自我批评，尤其集中于对崇虚文、鄙实践的士大夫的批评，口诵莲花而不分五谷、不谙耕战的士大夫，绝对不可能打得过不善言辞但却习惯了披霜浴雪的夷狄。
1703387085
1703387086
文饰是虚伪的渊薮，立足于生产和战斗的实干才是诚实的品格。而华夏士大夫文明的悲剧，正可概括为“只说不练”、眼高手低的悲剧，华丽的士大夫文明脱离生产与斗争的悲剧，便是清末郭嵩焘的感叹：“故夫士者，国之蠹也。”
1703387087
1703387088
张居正的《陈六事疏》，其首在“省议论”，其重在“核名实”；王阳明在《传习录》中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这些痛切反省都表明：崇虚文、鄙实践，与现实生产活动完全脱离的士大夫，完全不足以与战斗和生产相联系的夷狄相对抗。
1703387089
1703387090
16世纪以降，西欧之所以能实现迅速崛起并最终超越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西方文明乃是建立在知识与实践、科学与生产活动的密切联系之上的，现代文明的主体——企业家与工人都是从行会师傅中分化而来的。因此，重视生产、科技和实践，便是现代科学文明的特点。与之相对，中国的士大夫文明却鄙视动手、鄙视实践，更鄙视劳动和劳动者，于是，从这样一种浮华的士大夫文明中，也就不可能产生出观察和实验的偏好，因而，也更不能产生出现代科技文明。
1703387091
1703387092
戊戌变法之际，严复在《上皇帝万言书》中曾这样感慨地说：
1703387093
1703387094
国之富强，民之智勇，臣愚不知忌讳，不敢徒以悦耳之言欺陛下，窃以为无一事及外洋者。而其所以获全至今者，往者以外人不知虚实故耳……故中国今日之大患，在使外人决知我之不能有为，而阴相约纵，以不战而分吾国。使其约既定，虽有圣者，不能为陛下谋也。
1703387095
1703387096
宝爱和平、珍惜生命、享受生活、热衷消费、说学逗唱、皆大欢喜——这是中国千余年士大夫文明之花繁盛的基础，但是，这也就是武将畏死、文臣贪财、见利忘义、醉生梦死、吹牛拍马、敷衍塞责、举国腐败的渊薮。而这便是极其残酷的文明辩证法，是文明异化的残酷逻辑。
1703387097
1703387098
中国的士大夫阶级，只是附丽在中国社会之上的一张皮，他们与社会的基础——政治、经济、军事完全脱离，他们从根本上忘记了4个字——实事求是。
1703387099
1703387100
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时，信笔写下了以下批语：“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70%以上，都是他们干的。30%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命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
1703387101
1703387102
毛泽东发现了这样一个历史的逻辑：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也就是“文明的实质”——战斗与生产，战胜“文明的形式”的历史，就是那种脱离战斗与生产的文风、作风和学风遭到武器的无情批判与淘汰的历史。
1703387103
1703387104
所谓“实事求是”，就是在战斗与生产中寻求文明的实质。这个逻辑，毛泽东坚持了一生。
1703387105
1703387106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一个关于减轻学生负担的批示中说：“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1703387107
1703387108
在毛泽东看来，正是对于文明的形式主义追求，害了中国文明，毁灭了华而不实的士大夫阶级，而这种学风、作风和文风的腐败，也不可避免地传递给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1703387109
1703387110
据国民党教育部统计，抗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共有42922人，至1940年减少到3万余人。抗战开始后，大量知识分子奔赴延安，陕甘宁边区有文化人约4万，其中高等教育程度者近万人，延安处处有学校，延安成了著名的“文化城”。
1703387111
1703387112
然而，要复兴中华文明，仅仅靠读书是不行的，要根绝对于文明的形式主义理解，就必须把文明建立在生产与战斗这个实质之上。
1703387113
1703387114
而所谓“艰苦奋斗”，无非是说“文明”绝非表面的文饰，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真正的文明起源于不言不语。伟大的文明，就是埋藏在行动（生产与战斗）中的朴素精神。
1703387115
1703387116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血的教训，是医治文明衰败症的苦药，是撬动“天下兴亡周期律”的杠杆。
1703387117
1703387118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实事求是”，这才是延安作风的实质。
1703387119
[
上一页 ]
[ :1.7033870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