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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为了重建中国政治，正是为了重建中华文明，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发动了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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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指出，重建中华文明，重建中国政治，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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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改造我们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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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来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读书人阶层，中国上层精英的根本问题不是不学习，而是理论脱离实际，生活脱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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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脱离实际，学术脱离政治，这是中国精英阶层的痼疾，也是毛泽东所说的“学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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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学风问题”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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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术脱离政治，王安石曾经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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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未尝在于学。学者亦漠然自以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当知也。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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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感慨是很深的。因为宋代以来，随着出版业的发达，也形成了空谈泥古的士大夫作风。宋真宗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更把读书当作了一门生意。而士大夫阶级的无能与腐败，就因此而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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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继续着王安石的这种批判。他说：什么是知识？难道读了几本书，就可以说是有知识吗？难道读书人就算是知识分子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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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泽东的话，只有放在中国历史极为沉痛的教训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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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作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作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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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看看一些学生，看看那些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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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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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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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谓的“主观主义”，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的读书人、上层精英生活脱离群众，就在于中国的上层与下层是完全脱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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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就必须首先在读书人中反对“主观主义”这种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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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必须反对“宗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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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指出，正是对于文明的形式主义追求，造成了读书人为了追求虚名而“文人相轻”，这就是党争的根源。而正是为了对抗这种风气，王阳明方才提出了这样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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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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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宗派主义”的另一个说法，其实就是“朋党”或者“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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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朋党”，大盛于北宋。由于王安石的改革诉诸《周礼》，于是，这就使得熙宁以降，围绕着具体改革方略的争论，转变为围绕着儒家经典真意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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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做《朋党论》，他便以为“君子”们争的是“大义”，而“小人”争的是利禄，故“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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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是“党争”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与内讧，“党争”更是导致北宋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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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雍正在《御制朋党论》中说，“朋党”就是结党营私，其名曰追求“大义”，实则是追求自己的私利。对于官员而言，这就是把小集团的利益，置于国法之上，置于道义之上。党争是大私，是官场痼疾，党争一日不去，天下则难见公道与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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