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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毛泽东也开始编历史书——他后来所说的“党书”，他把“中共六大”以来反映党的政治路线的主要文件集中起来，编订成册，而这就是《六大以来》。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后来说：“在编辑的过程中，毛主席愈来愈深入地从中找出他要提出的问题——两条路线的问题……毛主席对四中全会时国内领导人的批评，主要是讲为什么拱手把中央的领导权交给王明，王明走了，又把中央的领导权交给了博古。他最不满意的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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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自己则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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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6月后编了党书（指《六大以来》），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1941年9月会议，大家才承认10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1941年9月会议是一个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作整风报告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整风也整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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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9月会议”。参加会议的28人先后发言，洛甫、博古、王稼祥、李维汉作为当事人，批判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形成的错误路线，鉴于惨痛的教训，他们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在那次会议上，王明陷入了彻底的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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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率先提议要算历史账，而这笔账最终却不可避免地算到了他自己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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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毛泽东偕王稼祥、任弼时找王明私下交谈，以表团结之意。但在第二天书记处会议上，王明却提出：政治局扩大会议偏离了主题，必须立即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的错误问题，以专门检查中央目前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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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书记处拒绝了王明的建议，而是坚持继续“算账”。10月22日，王明突然宣布自己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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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明不同，洛甫是明智的，洛甫明白：王明要算账，这完全是自取其辱，王明嚷嚷着要算老账，不可避免地要把自己也算进去。于是，1942年1月26日，洛甫提出要下基层搞调查研究，率“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下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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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3月，洛甫调查归来，那个时候，“历史账”已经算得差不多了。而王明却向洛甫继续宣传中央路线有错误的观点，他还对洛甫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尤其是你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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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听到此言，在会上直言不讳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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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对洛甫说“整风是整你和我”，这话又对又不对。说是对的，首先要揭破教条宗派，要“整”。王明、博古、洛甫，对这些同志要“将军”，要全党揭露。说是不对的，还要把一切宗派打坍，打破各个山头，包括其他老干部、新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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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经过这一轮“算账”，不仅王明自取其辱，连洛甫这个党中央的总负责人也当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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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们把学来的马列主义当作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延安整风就是一场全党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就是要公开留学生们借以吓人的那些“私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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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确实是从“算账”开始的，但“整风”不是算个人的小账，“整风”是算中国五千年历史和几十年中国革命史的大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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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以来，毛泽东带领共产党算了两本历史账，一本是五千年中国历史的账，一本是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的账，而逼着毛泽东算账的，一个是蒋介石，另一个就是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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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毛泽东，在思索着鸦片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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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浮现在他眼前的，却更是大革命失败，杀人如草不闻声，是革命者内部的肃反，是斯大林的瞎指挥，是错误路线给党带来的灭顶之灾，是衣衫褴褛的红军，是红军鲜血染红的湘江，而在他们背后，则是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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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毛泽东，更在思索着五千年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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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如果不想在这场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灭亡，那就必须建立起朴素的政治，朴素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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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算账”，也就是要清算数千年来中国的精英阶层，对于“文明”、“道德”和“修养”的形式主义理解，就是要算一算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本钱”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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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实事求是”，这就是延安精神的两个根本点，而文明的实质就是“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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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说，所谓文明绝非形式主义的文辞，文明的实质就是阶级斗争、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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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文明的这种理解，毛泽东分别为自己的两个女儿取名为“敏”与“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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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那一天，他极其例外地举办了一次寿筵。遇到这难得的机会，女儿李敏也想为父亲祝寿，而毛泽东当时却对大家说：“李敏要同我来，我说你不下乡，你没有资格来。李讷好，李讷下去搞‘四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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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希望自己的女儿人如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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