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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所以能够立即抓住作家们的心，首先就是因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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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他们的文艺”呢？所谓“他们的文艺”，就是封建主义的文艺、资产阶级的文艺和汉奸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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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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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作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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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发表讲话前，曾经认真参考了列宁发表于1905年11月13日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毛泽东的讲话中，也多次引用了列宁这篇文章。毛泽东的讲话与列宁的文章，遵循了同样的叙述逻辑，这个逻辑就是：在“他们的文艺”之外，努力创造“我们自己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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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所说的“他们的文艺”有两种：一种是为沙皇的统治服务的文艺，一种是为资产阶级赚钱服务的文艺。因此列宁说，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新的文艺，这种文艺是对“被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欧洲的资产阶级所玷污了的写作事业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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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提倡的新文艺，是建立在“两个超越”的基础上的文艺——它同时要超越“落后的亚洲写作”和“先进的欧洲写作”，同时要超越“警察的监督”和“买卖关系”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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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列宁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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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绝不是宣传某种划一的体制或者宣传用几个决定来解决任务。不，在这个领域里是最来不得公式主义的。问题在于使我们全党，使俄国整个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都认识到这个新任务，明确地提出这个新任务，到处着手完成这个新任务。摆脱了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以后，我们不愿意而且也不会去当写作上的资产阶级买卖关系的俘虏。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会创办起来，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它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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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列宁所谓的“自由的报刊”，是指其在以下两个方面是自由的，即既摆脱了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也不是资产阶级买卖关系的俘虏——既摆脱了警察的压迫，也摆脱了资本的束缚，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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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样如此。他说，作家感到不自由，是因为他们遭受到了双重压迫，一种是书报检查制度的压迫，一种是资本家的剥削。大家跑到延安来，不仅是因为延安的小米比较的好吃；大家跑到延安来，一方面是因为长期受到国民党书报检查制度、国民党监禁与屠杀的压迫；同时，大家跑到延安来，更是因为文艺家们在上海的亭子间里，受到出版资本家的剥削和压榨。总之，大家跑到延安来，就是为了寻找自由、光明，寻找自由的文艺和自由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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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文艺家们理想中的自由和自由写作究竟是什么呢？相当一部分作家认为，这就是表现自我、表现内心、表现普遍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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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观点与出版商、资本家的观点，不是很相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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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认为，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而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与大资产阶级的观点并不遥远，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是在大资产阶级压迫下所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幻觉终究是不能持续很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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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一年后的1944年，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写下了《启蒙辩证法》这部杰出的理论著作，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样，《启蒙辩证法》也是在战争中产生的，这两篇著作论述的主题是相似的：思考并回答什么是资产阶级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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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辩证法》揭示出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变，这就是文化的资本化——即文化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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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实力的广播公司离不开电力工业，电影工业也离不开银行，这就是整个领域的特点，对其各个分支机构来说，它们在经济上也都互相交织在一起。所有行业都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人们一旦把注意力集中起来，就会忽略不同企业和技术分支部门之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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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在资本投资支配下的工业生产，在这里，起支配作用的是投资商和制造商，并不是作家。由于文化的资本化，由于文化成为资本投资和工业生产的纽带，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谓个人的文艺，所谓文艺表现作家的个性，这已经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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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指出：所谓“表现内心”，正是启蒙的产物，因为它来自康德所说的“内心的道德法则”，而《启蒙辩证法》则指出而今这种道德法则就是市场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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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认为，心灵中有一种秘密机制，然而今天，这种秘密机制已经被揭穿了。如果说这种秘密机制所针对的是所有表象，那么哲学表象却是由那些可以用来支持经验数据的机制，或者说是文化工业计划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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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所谓的“心灵中的秘密机制”——启蒙主义最神圣的东西，如今一点儿也不神秘了，在康德那里它不过就是计算和推理能力，而在资本支配下的文化生产中，它不过就是对成本得失的精密计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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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谓“人性”，不过就是通过概率计算而得出的平均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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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概率计算中，意识形态屏蔽了自身。尽管表面看来，快乐工业总是在不遗余力地追求着天赋，然而在快乐工业面前，所有人都没有那么幸运，除非有的人赢了彩票，有的人凭借高官厚禄，能够做到这些……不过，只有一个女孩子才能赢得幸运彩票，只有一个男孩子才能获得奖金，如果算起来，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机会，然而每个人的胜率却都是非常小的，不管对男孩子来说，还是对女孩子来说，他（或她）最好都要对自己忽略不计，准备去分享别人的胜利，也许每个人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最终还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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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在资产阶级文化生产中，所谓的普遍人性，不过是文化制造商算出来的平均数。而这种虚假的人性，掩盖的恰恰是真实的人性，它制造了人人平等的概率假象，但掩盖的是现实社会里人欺压人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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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人的问题由一个政治问题，变成了一个商业问题——毛泽东与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都揭示了这种致命的转变。他们都认为，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就是还沉浸在虚假的内心、自我、普遍人性的梦幻里的人们，他们不知道所谓内心、自我和普遍人性，已经沦为了资产阶级精心设计的骗钱的工具与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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