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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小资产阶级们没有看穿这种骗局，所以，他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性。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谈人性，实际上，当人性已经成为一门生意的时候，他们不过是在谈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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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毛泽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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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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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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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当然没有像《启蒙辩证法》的两位作者那样旁证博引，但是，他与霍克海默及阿道尔诺一样，认为广大文艺家们之所以还存在着“小资产阶级思想”，就是因为他们还沉浸在“启蒙”的大梦里没有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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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毛泽东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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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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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辩证法》这样的著作已经表明，资产阶级的文化生产对于作家而言，乃是一种新形式的压迫与剥削，对于人类的文化则是一种新形式的摧残。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实际上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危险，那就是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其结果是得到了资本主义。但是，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的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中国的文艺，它的未来绝不能走那样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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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高瞻远瞩的，他指出，如果沿着启蒙的文学那条路照走下去，中国最可能建立的便是《启蒙辩证法》中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文学。而列宁告诫俄国人说：“摆脱了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以后，我们不愿意而且也不会去当写作上的资产阶级买卖关系的俘虏。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会创办起来，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它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而毛泽东则指出，摆脱了统治阶级的文学之后，我们也绝不能走向市场的文学、拜金的文艺，走向资产阶级的文艺——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作家们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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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指出，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汉奸的文艺，便是“他们的文艺”，是与“我们的文艺”对立着的；而“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则可能把我们带到歧途；“我们的文艺”，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文艺，是不懈地反对上述潮流的新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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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当年曾经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经有权”，所谓经，就是指毛泽东的讲话预言了中国文艺发展的命运。而这种“经”的部分，是不会过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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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作家当然要实现自我，但须知实现自我，必须凭借一定的社会运动和社会组织，这样的社会运动，就是中国人民求解放的运动。而自己一个人发牢骚是不行的，一个人关起门来发牢骚，那是不能实现自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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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需要投身到社会运动和社会组织中去，而人民的运动，也迫切需要作家们来表达自己的痛苦、信仰与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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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在寻找人民，人民也在寻找和呼唤着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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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说，要建立我们的新文艺，首先必须处理好党与文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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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说，党与自由的文艺之间的关系，就是“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之间的关系。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但是结社也是自由的，你有言论自由，但党作为“自由结社”，为了维护“结社自由”，可以与散布反党观点的人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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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自由写他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不受任何限制。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内），同样也有自由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言论和出版自由应该充分的自由。但是结社也应该有充分的自由。为了言论自由，我应该给你完全的权利让你随心所欲地叫喊、扯谎和写作。但是，为了结社自由，你必须给我权利同那些说这说那的人结成联盟或者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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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观点斩钉截铁，那就是：党员作家不能反党，如果反党，那就请你从党的组织里出去，这样，你就可以享受你的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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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列宁比起来，毛泽东则要苦口婆心的多了。与列宁不同，毛泽东把党的组织、党的出版物的提法，改为了“人民的运动”和“人民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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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大家到延安来拥护共产党、追随共产党，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因为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求自由与解放，因此，作家们服从的不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也是人民群众的小学生，只有人民才是我们的观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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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只要摆正了自己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那么，党与作家的关系，党与文艺的关系就很好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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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列宁的提法相区别，毛泽东说延安当时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党与文艺、党与作家的关系问题，我们开座谈会，所要真正解决的问题，其实是我们这些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为人民服务以及怎样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作家里面存在，而且，在党员作家中，在党里面，也是严重地存在着的，我们开座谈会，其实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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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为什么是难以解决的呢？因为精神的根本问题，尤其是文艺的根本问题，不仅在知识，不仅在认识，而更在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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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知识上，在口头上，大家都主张为人民服务，但是，在情感上却并不然。对于服务人民这件事，大家并不是在思想上转不过来，而是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这是因为大家在感情上“不爱人民”——毛泽东说：“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正因为在感情上没有转过来，所以，大家写的东西就不生动、不感人、不动人，既然连自己都感动不了，那就不可能感动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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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即认为，人的精神生活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情感与意志，一部分为知识与理性。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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